乐陵，春秋战国时属齐国地；秦一统天下设置郡县，属冀北郡厌次地。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相传以秦始皇东游厌气，至碣石，次舍于此。”其中“厌”与“压”相通，取压制之意；“次”取“旅行所居止之处”之意，是“住”的意思。即是说秦始皇东巡求仙途中，为了压制王气住过此地，因此取名厌次。西汉初年，乐陵始建县，《汉书·地理志》载：“平原郡，高帝置。属青州。县十九：平原……乐陵，都尉治”。这是“乐陵”在史书上的第一次露面，但并未言明是哪一年建县。1991年版《乐陵县志》上说根据《汉书·地理志》载：“高帝五年，置平原郡……”，直接将时间加上，这是不对的。清乾隆《乐陵县志》载：“自汉景帝废济南国为济南郡，以余地置平原郡 （此处时间与 《汉书》相悖，应属误），统乐陵等县，乐陵县于是乎昉已，并置渤海郡，统阳信、重合、千童等县”。清《盐山县志》载：“汉高帝五年置渤海郡”，由此可知，乐陵县亦为汉高帝五年置。
　　至于为什么叫“乐陵”县，史书跟民间均有不同的说法。为此，席文天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名叫《县名考略》的文章，被乐陵政协刘嘉言先生编入《乐陵文史资料》。文章将史书及民间关于县名的说法归纳为四种，并逐一进行了考辨，最后否定了因“阿斗墓”得名说、因“乐成陵”得名说和乐毅筑“重合”城得名说，同意《山东通志》“大阜曰陵，乐，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也”之说，被1991年出版的《乐陵县志》采纳。关于前两种因“陵墓”得名说显然不对，因为不论是“阿斗墓”还是“乐成陵”都比乐陵出现的时间晚了三、四百年，没有先有名字后有实物的道理，故不足一辩。而对于后两种说法，笔者却觉得不敢与席先生苟同。一是乐毅筑城说并没有像席先生讲的那样“各个古城混乱得无几分可靠性”，相反却是脉络相当清晰。二是“大阜曰陵,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说时间和环境都不准确，名不副实，难以服人。
　　首先看乐毅筑城说。《元和郡县图志》载：“乐陵，北至州（沧州城）一百三十五里。本燕将乐毅攻齐所筑，汉以为县，……重合故城，县东二百步。汉重合县，武帝封莽通为重合侯。”显然，这里提到两座城，一是“乐毅城”（因乐毅所筑，姑且名之），一是重合县城，两城相距很近。而且明确指出汉初所置乐陵县，就是援引了“乐毅城”而得名。以此前推，“乐毅城”名叫“乐陵城”。民国《今县释名》也推信此说，书载：“乐陵，汉置，《元和郡县图志》本乐毅攻齐所筑，汉以为县”。据《汉书》记载，乐陵县、重合县，都是汉初置县，两县的县治怎么会仅仅相距二百步呢？事实并非如此，清宣统《山东通志》载：“故城在县（今城）东南二十五里，汉置，属平原郡，今名魏王城”。这说明汉初所置乐陵县，只是继承了“乐毅城”的名字，县城却已经不在“乐毅城”了，而是转移到了乐陵的东南隅，“乐毅城”的附近重新建起一座重合县城。另外，上述记载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乐毅城”的位置。今天的乐陵城到沧州城，约有二百里，怎么会是一百三十五里呢？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错觉，即汉并非唐，汉城也并非唐城。《元和郡县图志》是唐宪宗时期的李元甫所撰，自然应该站在唐朝的时间坐标上去理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确将唐代的乐陵县城标注在鬲津河（今漳卫河）南岸。清《一统志》载：“乐陵（今城）西北二十五里有乐陵故城，正重合地，即唐县也”。宋《太平寰宇记》载：“鬲津枯河，……唐县在其南，去河仅三里。”至此应该豁然明白，到了唐朝，乐陵县城又回到了“乐毅城”。根据1991年版《乐陵县志》记载，此城就在今乐陵西段乡张元标村附近。但是，二百里减去乐陵至张元标的二十五里，仍不是一百三十五里。《唐书》载“沧州，汉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为沧州，领清池……”说明唐时沧州的州治在现在沧州城东南约四十里处的清池，这样再减去四十里，与上面的记载就基本吻合了。“乐毅城”名叫“乐陵城”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距离“乐毅城”仅八十余里的“临乐城”。据宁津县、东光县有关资料记载，赵孝成王十年 （公元前256年），赵国在鬲津河北岸耿家圈置 “临乐邑”。我们知道，此处并无“乐水”，也无“乐山”，那么为什么取名“临乐”呢？显然，就是因为临近建城更早的“乐陵城”而得名。据《史记》记载，乐毅攻齐是在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279年）这五年间，那么，“乐毅城”也应该是在这期间筑起的，比赵国设“临乐邑”的时间要早二十多年。由于乐陵一带地处齐赵燕交界，又时值战国，人烟稀少，城邑更是罕有，依据八十里之距的“乐毅城”起名是合乎情理的。东光县民间所传的“龙临而乐”之说不足为信。以上推断，并没有感觉什么地方勉强悖理，可是席文天先生在一番论证后为什么得出 “乐毅筑重合，乐陵得名说，四面不靠，不能接受”的结论呢？原因很简单，席先生受到清乾隆 《乐陵县志》“乐陵故城，汉初置县，……《元和志》县本乐毅攻齐所筑……”、“重合城《山东通志》在乐陵县东南境……《元和志》在今乐陵东二百步”的误导。里面的《元和志》就是《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现存最早，又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对后来史书影响甚大，所言也并没有错误，怪只怪清《乐陵县志》将关于唐城的记载加到了汉城的头上，《山东通志》又将重合城由乐陵的西北“搬”到了东南。不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出现了错觉，据此论证，哪有个不混乱的道理呢！迥然费上十年的气力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呀！
　　□房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