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长晖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政策目标的实现，最终依赖于基层的有效执行与创新。基层政府及组织作为直接面对农民、管理乡村事务的前沿阵地，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直接决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与质量。
基层治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时代重任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中，基层治理扮演着政策“执行者”、资源“整合者”、矛盾“化解者”和发展“引领者”的多重角色。其核心任务，已从传统的税费征收、秩序维护，转向推动产业升级、优化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基层治理的理念、方式和能力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现代化转型。
　　“十五五”规划所强调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三个维度部署，无一不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政府需要具备规划引导能力，将宏观政策转化为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方案；需要具备资源统筹能力，高效配置有限的财政、土地、人才等要素；更需要具备组织动员能力，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合力。
治理实践中的瓶颈
　　权责不匹配问题突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基层往往承担着大量上级下达的任务，但相应的资源配置权、审批管理权却有限，许多好政策在落地时因权限和资源不足而效果打折扣。专业人才与能力短缺，基层干部队伍存在年龄结构老化、知识更新缓慢的问题。面对发展现代农业、运营集体资产、应用数字技术等新要求，普遍感到“本领恐慌”。特别是熟悉乡村规划、产业运营、金融科技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极为匮乏。
　　多元共治格局尚未成熟，部分地区的乡村治理仍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社会组织、企业等市场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畅、机制不活。“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政策的认同感和可持续性。精细化治理能力不足，管理方式相对粗放，习惯于“一刀切”，难以针对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村民需求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不同需求，响应不够及时有效。
　　未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将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作为关键突破口。深化赋权增能改革，激活基层主体性。有序下放管理权限：依据基层实际需求和承接能力，依法将部分产业发展、项目审批、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限下放至乡镇层面，使权责更加统一。强化资源保障：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保障机制，保障基层政府有稳定的财力用于乡村建设和公共服务。优化考核激励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基层干部绩效评价体系，突出实绩导向，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变美、群众满意度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育现代化治理能力。实施能力提升计划：定期对基层干部开展系统性培训，内容涵盖现代农业知识、乡村产业运营、数字治理工具、群众工作方法等，推动其从“事务型”向“发展型”“服务型”转变。拓宽人才来源渠道：实施“乡村治理人才引进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创业青年等进入村“两委”班子或乡镇机构。推行“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等制度，为基层输送专业力量。
　　构建多元协同格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四议两公开”等民主决策机制，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引导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在项目规划、建设、管护的全过程，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形成“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治理习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搭建平台，鼓励工商资本、社会组织等在符合规划和环保要求的前提下，投资兴业、提供服务。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实现精准化与智能化。打造基层智慧治理平台：以县或乡镇为单位，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互通、业务协同，为科学决策和精准服务提供支撑。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在基层，活力在基层。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软件”。必须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持续深化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善治理的基层工作队伍，不断创新治理方式，最终构建起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简约高效、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将顶层设计的蓝图，转化为田间地头的丰硕成果，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愿景早日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夏津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