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丢出一记重拳，将家庭暴力这个隐秘的话题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在我市妇联提供的信访分析报告中，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家庭纠纷案件在近两年持续保持较高比例。 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文告诉所有在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女性。
　　王伟和黄英的新婚之夜是在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
　　因为婚礼上酒席的安排问题，两人在婚礼结束后发生了争执，最后竟动起手来。在高大的丈夫面前，黄英明显处于劣势，最终，王伟将黄英打成了轻伤。原本浪漫的新婚之夜竟演变成一场家庭暴力的闹剧。然而，当王伟跪在黄英的病床前，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改时，黄英仍愿意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在我市，像王伟和黄英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夫妻双方因为日常的琐事意见不和，丈夫便对妻子拳脚相加，轻则鼻青脸肿，重则遍体鳞伤。更有甚者，丈夫对妻子实施家暴长达数十年。然而，在婚姻中受到摧残的女性却在维权这条路上步履维艰，一味地隐忍和退让，直到忍无可忍时，才会求助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起诉离婚。

丈夫不忠，她反遭拳打脚踢——
家暴已成夫妻感情不和的附属品

　　大刘和阿芳结婚近10年，在大刘有外遇之前，阿芳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暴君”。
　　2008年的一天，阿芳无意中发现了丈夫与一名女子交往密切，便质问丈夫，但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刘对自己不忠的行为非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对阿芳拳打脚踢，并禁止她再过问此事。从此，阿芳开始了长达3年的家暴生活。在这3年中，只要阿芳一过问关于丈夫出轨的事，大刘便会以拳头应对。甚至是在丈夫夜不归宿时打一个电话，也会成为大刘殴打妻子的借口，家庭暴力逐渐成为大刘处理夫妻矛盾时的常用手段。
　　最终，阿芳实在无法忍受丈夫的长期虐待，一纸状书将大刘告上法庭，持续10年的婚姻以离婚收场。
　　早在2004年，我市妇联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当年所接待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家庭暴力类案件仅有14件，不足信访总量的17%。然而，在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家庭暴力案件已经达到了92件，占信访总量的28.84%。到2011年，仅上半年所统计的家庭暴力类案件已达到52件，占上半年信访案件的24.3%。
　　“这些数据表明，我市广大妇女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德州市妇联权益部负责人说，“但家庭暴力一直以来带有隐秘性，这些案例不过是冰山一角，是所有发生家庭暴力案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还有一部分遭受家暴的女性选择报警或者其他途径进行调解，又或者，她们继续做着“沉默的羔羊”，选择隐忍，选择原谅。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绝大多数男性的暴力倾向并不是伴随着婚姻直接产生的，而是在夫妻双方相处过程中，因为家庭的一些琐事，如子女的教育问题、父母的赡养问题、感情上的误会等，两人意见不合，从而发生冲突，以至于愈演愈烈。
　　不论是在妇联接待的信访案件中，还是在心理咨询师接诊的病人中，几乎所有遭受家暴的女性年龄都在35岁以上，也就是所谓的感情“空巢期”。“空巢期极易出现感情危机，长期的审美疲劳、彼此之间逐渐厌倦，导致矛盾突出，家庭暴力随之产生。因此，家庭暴力已经演变成夫妻矛盾的附属品，一旦感情破裂，在双方都比较冲动的情况下，男方更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 ”
　　“如果家庭暴力时间长了，男方会认为理所当然，家庭暴力的频率也会相应增加。 ”该负责人说。

面对丈夫的暴力，她一忍就是30年——
女方的隐忍成为家暴滋生的温床

　　家住运河经济开发区的张女士已经遭受丈夫的家暴长达30多年，张女士说，丈夫的脾气自年轻时就很暴躁。结婚之后，就更加变本加厉，只要一句话说得不如丈夫的意，他便会对自己拳打脚踢。这样一打，就是30多年。 “我不想离婚。 ”张女士很明确地表态，由于每次受伤的程度都比较轻微，这些年来她便一直保持沉默。
　　一般来说，在一个家庭中女方相对处于弱势，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夫妻双方出现情感危机时，女方更容易妥协，以求挽回危险的婚姻关系。由此，“在面对家暴的时候，女性更容易选择隐忍和沉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霞说，正是由于女性的忍气吞声，才会使家庭暴力的悲剧一再上演。
　　“某种意义上说，责任在女方，是女方一手将自己的丈夫‘培养’成一个‘暴君’。 ”王霞说，妇女常常是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理，为乞求婚姻家庭的完整而逆来顺受，以至于自己在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时，仍不愿选择外界的救助和司法的干预。
　　王霞表示，在初次遭受家暴时，女方就应该采取有效的手段制止丈夫的家暴行为，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不然的话，长期下去，“不止是男方会将家暴视为一种生活习惯，连女方自己都会习惯，这是最可悲的。 ”

漂亮的面孔成为丈夫施暴的借口——
自卑、男权让男性“伪强大”

　　在家庭暴力的主要成因中，还有一种是男性的自卑所形成的反向心理。王斌和张燕就是典型的例子。张燕容貌姣好且非常能干，王斌不但长相普通，身体还略有残疾。在两人长达20年的婚姻生活中，王斌一直担心妻子太过漂亮而会做出对他不忠的事。于是，从新婚开始，王斌便一直控制着张燕的经济，平时只给她零花钱，不允许张燕和异性接触，一旦张燕表现出反抗的情绪，等待她的就是王斌的拳头。
　　“夫妻双方由于家庭背景和观念存在较大差异，男方在心理上觉得自己配不上女方，从而需要一种强大的外表来掩饰内心的自卑。”王霞表示，由此男性会产生一种征服的心理，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大男子主义，企图通过控制、支配妻子的言行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感。而一旦妻子出现了抵触行为，丈夫便难以忍受，就会通过切断对方经济来源，或者威胁、施暴的方式让对方妥协。
　　另外，男性幼时的家庭生活模式也决定了婚后是否会对妻子施暴。在王霞接诊的病人中，有名叫莉莉的女子。在结婚当天，她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公婆因为一句话而起了争执，公公顺手拿起身边的凳子朝婆婆的头上砸去。面对头破血流的母亲，莉莉的丈夫表现得很平淡，仿佛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没过多久，同样的遭遇就发生到了莉莉身上。”王霞说，婚后不到两年，因为单位加班，一位男同事在送莉莉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她丈夫。等男同事走后，丈夫二话不说，将莉莉踹下自行车，随后挥起拳头朝莉莉的身上打去。丈夫的暴行让莉莉最终不得不逃离德州，从此对婚姻充满恐惧，至今没有再结婚。
　　“他从小的生活环境让他觉得妻子是自己的私有物品，可以任打任骂，同时也将家暴视为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 ”王霞解释道，许多男性将殴打妻子视为泄愤的途径，下意识地不去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给妻子带来伤害。“比如他在外面受了气却无力抗争，便会寻找一个出气筒，而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妻子便很容易成为丈夫发泄的工具。 ”王霞说。

取证难让维权之路步履维艰

　　在山东鸿正律师事务所接手的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比例一直以来都不高，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家庭暴力作出裁判的则少之又少。家庭暴力普遍存在的现实，与审理案件极少对家庭暴力作出裁判的现状形成巨大反差。
　　目前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主要是依靠社会救助和法律救济。在过去十多年间，民间公益组织成为反家庭暴力的重要力量，通过热线咨询、案件诉讼、推动立法等方式不断向家庭暴力受害者伸出援手。
　　然而从目前来看，无论法律救济还是社会救助，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家暴受害者在经过社区干预后，并没有从以往的梦魇中解脱出来，而是继续陷入周而复始的家庭暴力中，甚至受到变本加厉的伤害。
　　市妇联权益部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些有惯性的施暴者往往只是得到调解、教育或警告，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因此往往会再犯；而如果暴力程度较为严重，受害者考虑到家庭和睦不愿自诉，提出自诉又会发现存在举证障碍，或在现存法律中找不到施暴者的法律责任条款，因此难以诉诸法律。
　　“取证难是造成家庭暴力案件屡见不鲜的最重要原因。”山东鸿正律师事务所白秋生律师说，家庭暴力的发生地点在自己家中，无外人在场，而且，即使邻居听到了打骂声也常常将其视为家庭的内部矛盾，不愿多管闲事。加之女方畏惧施暴方，忍气吞声，不敢向有关部门反映，更不会收集相关证据。
　　另外，即使在女方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将对方告上法庭时，也常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得到保护。
　　“就算当事人有医院开具的病历，或者有目睹家暴的证人，如果对方不承认，这些证据也只能作为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 ”白秋生说，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女方在遭受家暴的过程中及时拨打110，请求公安机关介入，公安机关对现场的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据。另外，受害者应以最快的速度做伤情鉴定，如果伤情鉴定报告显示出女方受到了轻伤或更高级别的伤害，施暴方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是简单的离婚。
　　妇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解决家暴，妇联联合多部门开通了24小时妇女维权热线12338，将热线开通到镇街，并开通网络咨询来拓宽家庭暴力受害者诉求渠道。受害者还可以通过居委会、村委会及男方所在单位进行劝阻和调解。
　　“家暴说到底是一个道德和责任的问题。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切家庭矛盾只能依靠内部化解，这滋生了家暴独特的土壤。如果市民的道德责任感能够提升，夫妻双方足够地尊重和谅解，家庭暴力的悲剧也许将不再上演。
　　（文中所涉及案例中的人名皆为化名）
　　 □本报记者 张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