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朱殿封
　　一
　　1937年9月28日，日本鬼子占领了河北省泊镇。
　　泊镇省立第九师范教室里，杜子孚(杜兰友)再也坐不住了：太阳旗下，山河沦陷，眼看祖国大地没有一块净土，热血青年怎还能安坐教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杜子孚好恨呢！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六年前，“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鬼子占据了东北三省，杜子孚心如刀绞。他联络同学在校园、上集市演讲，控诉鬼子的侵略罪行。邸桥大集上，杜子孚身穿长衫，目光炯炯，他跳到一辆大车上，挥舞着拳头高喊：“乡亲们，小鬼子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抢我财产，我们绝不答应！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年，他才16岁。
　　两年后，杜子孚考取了天津省立第一师范。老杜家几辈人里出了这么一个读书人啊！父亲狠着心典当了三亩好地，新婚妻子刘淑贞变卖了14件嫁妆，供他去上学。
　　国家多难，哪有安心读书的地方！大汉奸殷汝耕投靠日寇，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激起北京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杜子孚积极响应，当选天津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一说为天津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他带领同学们贴标语，发传单，到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参与组织了天津市大中学生举行的“一二·一八”大游行，揭发汉奸投降卖国行径。
　　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1936年初，杜子孚回到家乡宁津县后郑村(原为南皮县)。不久，又考入泊镇九师就读，他组织同学继续抗日宣传活动。年集上，身穿大棉袍子的杜子孚站在凳子上演讲，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讲得嘴角出白沫，头上直冒汗。
　　刘淑贞(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青岛人民银行任职)回忆说：“子孚有血性，是个烈性子。他讲话充满激情，很有鼓动性，人们爱听。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天生的宣传家，条件好：嘴大，常被戏称‘杜大嘴’——小时候能把自己的整个拳头放进嘴里。泊镇九师的学潮，轰轰烈烈，在华北地区有名。”
　　……
　　杜子孚义愤填膺，他决定：不读书了，拿起枪去打鬼子！二
　　杜子孚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中，经张文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找到中共津南特委组织委员马振华，要求参加抗日队伍。马振华了解杜子孚的情况，对他说：“我们正在冀鲁边区各县组建‘战地动员委员会’，组建抗日队伍，发动全民抗战。你家在南皮，熟悉情况，工委决定派你回去组建‘战委会’，由你担任主任。”杜子孚慨然答应。
　　杜子孚首先把全家人给动员了——父母亲、岳父母、妻子、大哥、侄子。
　　杜子孚家里挖了地洞，里面空间很大，有许多“房间”。地委、专署的石印股和交通站就设在这里，编辑、印刷党的文件和抗日材料。他的父、兄、嫂、妻等，帮着收藏文件、送信、传递情报和印刷文件等。抗战经费很困难，募集的钱不够用，他父亲典当了3.8亩土地，从中替出钱用于抗战。
　　妻子刘淑贞给同志们望风、做饭、当联络员，护理住在家中的伤病员。后郑村离鬼子在大白庄的炮楼不到二里地，一有风吹草动，刘淑贞就用暗号通知大家，地面上的人迅速藏进地洞。
　　杜子孚的哥哥杜兰普是村党支部书记。有一次鬼子大扫荡，一地委宣传部长张白水住在他家养病不能行走，他和二儿子杜书湘用筐抬着他跑了20多里，脱离了危险。他和村里的党员随时锄奸，保障石印股安全，曾秘密处决了一个向鬼子告密的汉奸妓女。
　　杜兰普的三儿子杜书平是八路军交通员，被捕后隐瞒了身份，但没能营救出来。据说，后来被押往日本做劳工，至今不知所终。四儿子杜书荣念过几年书，参加八路军后当了地委的秘书主任。
　　杜兰普13岁的五儿子杜萍也帮着送信。一次送信途中遇到鬼子，他躲避不及，鬼子追他，跑到鬲津河岸时被鬼子开枪打中，倒在地上。鬼子走近一看是个孩子，便弃之而去。过后，杜兰普把他背回家，发现子弹从肩部穿出，幸未伤及要害。从此，他正式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禹城市农业局工作)。三
　　1942年隆冬，鬼子扫荡杜子孚岳父刘银河居住的张木春村，抓抗属。鬼子将他岳父母和上百名乡亲驱赶到村东打谷场上，把他岳母打得昏死在雪地上，鬼子挥刀砍下他岳父的头颅。
　　杜子孚和张白水不畏艰险，组建区、村抗日政权，带领民众扒围破寨，袭扰打击敌人。1938年5月，杜子孚被任命为津南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年，担任中共东光县委书记，同石景芳一起组建起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领导抗日军民挖地道、挖战壕，端据点、炸岗楼，扒铁路、破公路，打伏击，搅得鬼子日夜不宁。
　　关锋(周玉峰)深情回忆当年同杜子孚共同战斗的那段经历说：“1941年他当二地委书记时，我当宣传部长。打游击，几个主要领导人分头去活动，每人身上别着匣子枪，带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员。那时我们身体好、精力旺，成天东跑西颠，从不觉累。半月、二十天，顶多一个月开一次地委会议或者碰一次头，还常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他很出色，工作有魄力，说话干脆。我们两人观点一致，在一起合得来，紧张、亲切、愉快。他很会做乡亲们的工作，民众基础好，老百姓保护我们。我们对敌伪策反工作做得好，敌人那里有我们的内线，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送枪、送子弹。一次，他要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过洪沟，里面的人给我们暗号：没事儿，过吧。我们组织人去扒敌人的铁轨给老百姓打农具，敌伪不敢管，他们若动，我们就能把他们连锅端。敌伪军也买我们的账，不敢惹我们。当时我们二地委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四
　　刘淑贞终生记得，杜子孚血洒“四柳林”，是他26周岁生日刚过的第九天。
　　1942年6月18日深夜，3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驻在东光县大、小单村一带的冀鲁边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19日凌晨，枪声响起。时任冀鲁边一地委书记、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杜子孚，冀鲁边一专署专员、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石景芳和一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等人紧急决定：组织部队立即穿越鬲津河突围。突围中，杜子孚带领的地委、专署机关一部分人员，从王家柳林村至崔达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突围，刚到崔达村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已提前隐蔽在沟里的日本鬼子突然开火，60多名同志当场牺牲。
　　“快！向后撤！”杜子孚指挥战士撤到赵家柳林村附近，对面又有大批敌人冲过来，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他们受到两面夹击，一批同志又倒下去了，敌人端着刺刀从四周逼上来。杜子孚激愤地大声说：“我们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死是中华民族的鬼魂，一定要和敌人拼到底！”在惨烈的搏杀中，杜子孚和战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在沟内边打边向东南方向冲，到达孙营盘村时，他右臂被敌人打断，鲜血染红了袖管和前襟。邸玉栋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手枪支在沟沿上，用左手扣动扳机。他鼓舞同志们说：“瞄准了打，打倒一个够本，打倒两个就赚了！到了最后时刻了，与敌人拚啊！”率领战士们冲上去和敌人搏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一专署妇救会主任崔兰仙和一个小分队，在刘大瓮村被鬼子包围了。小分队的战士都相继牺牲，崔兰仙负伤被俘，见敌人要把她推上汽车押走，便对着鬼子猛踢猛咬，大骂道：“你们这些强盗！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中国人绝不屈服！”鬼子恼羞成怒，当即把她杀害了。
　　还有，一专署文救会主任吕器、一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300多人壮烈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全部被敌人杀害。
　　日伪军撤走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周化南、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村民赶到现场，他们含泪辨认并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当找到杜子孚的遗体时，他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支驳壳枪，还剩了三颗子弹。
　　杜子孚牺牲后，刘淑贞擦干眼泪，带上七岁和五岁的两个儿子赶到一地委驻地乐陵，走进了革命队伍。她说：“子孚牺牲了，鬼子还没有打完，我要接过他手中的枪，干完他没有做完的事情。”每次行军转移，战士们背着两个孩子，说：“一定保护好杜政委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