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老照片，原在笔者的外祖父家，老人们去世后，为笔者所收藏。照片顶部有一行清楚的字迹：“平原县中医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合影，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由于年代久远，照片上的绝大多数人今天已不在人世。然而，它却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的一个真实见证。更珍贵的是，照片上有笔者的老姥爷李树田（第三排右三），这也是他存世的唯一一张照片。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医疗卫生事业。毛主席非常重视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1953年，他在严厉批评当时卫生行政部门某些人排斥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时指出：“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和排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4年，毛主席发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他主张中西医结合，其主旨是取中医和西医之长，创造一个既高于中医，又高于西医的新医学，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为此，他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同年，他指示要“成立中医研究机构……对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1955年春，毛主席又强调指出，要解放中医；中医医院要有重点地试办。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国上下高度重视中医药学的研究和传承。为团结广大中医人才为人民服务，县里决定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要求老一辈的中医专家对青年一代做好传帮带工作。于是，才有了这张合影。
　　笔者的老姥爷李树田（1889-1964），为平原县官道张村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科举世家，祖上七代中医。其父李润深（1867-1937），为光绪拔贡、泰安府学训导、直隶州用知县（知府衔），为晚清平原名士，精通中医学，清朝覆灭后不仕，隐居乡间行医，曾编修民国《平原县志》。民国时期，他在平原东南乡开设了3处大药堂，准备给他的3个儿子每人一处，坐堂行医。李树田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其兄李树贵，精通中医，曾坐诊二十里铺药堂，英年早逝；其弟李树梅，弃医从军，为国民党第四十师军需处处长、少将，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英勇抗击日寇，晚年病逝家中。于是，李氏家族祖传的中医学，只有李树田一人继承下来。
　　据家中老人回忆，李树田年轻时代，学习中医非常刻苦，经常彻夜攻读，困了就伏案而眠，不止一次因此烧着头发和衣服。他的专长是治疗伤寒杂病。解放后，他响应号召，到当地基层如谢家洼、邵家庙、二十里铺等地行医坐诊，收徒弟，手把手无私传授祖传的中医学知识，还把家中的药架、药柜、药碾等医疗器物无偿捐献给当地的林庄卫生院。
　　1958年，省里筹办山东中医学院（今山东中医药大学），为充实教学力量，从全省遴选了11名顶级中医专家。李树田位列其中，成为该学院的创始人、资深教授。当时，省里给这批专家以省部级干部工资待遇。这批专家中，当时学术副院长月薪最高，为120元；李树田的工资是116元（直到上世纪70年代，德州地委书记的工资才90多元），由此可见当时党和政府对中医学是多么重视！
　　李树田医道十分高超。据家人回忆，他深得祖上医学真传，曾治愈过包括癌症、恶性麻疹等大量疑难杂症。德州一位高干的女儿身患重病，遍请名医，久治不愈，有人告诉他可去平原找老中医李树田试一试，如果他也治不好，那你就别抱什么指望了。其家人闻听，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前来恳请，李树田只开了4副药，就使病人痊愈。平原县城一位干部，患了严重的肝腹水，前来求治，李树田把他留在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用中药将其治愈。还有一次，李树田从济南回家，见族中一位妇女病重，已抬到灵床上，他给号脉后，通过针灸等方式将其救活、治愈，后来此人又活了20多年。
　　组建山东中医学院时，李树田把祖传的大量医案、医书等无偿捐赠给了学校，至今这些珍贵资料依然在发挥着作用，是该校师生的参考文献。后来他因年迈体衰，要求返回故乡，学院又让他写回忆录，写出祖传的秘方，贡献出来造福大众。但由于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老人身体状况极差，此事最终没有完成，许多祖传秘方失传了。
　　1964年，李树田病逝于家中。由于家庭成分高，解放后受到很大冲击，家族后人无人继承祖传医学，成了永久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