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记》出版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及省文化部门为郭澄清召开庆祝会。领导们对郭澄清给予了极大鼓励，勉励他再接再厉，争取更好成绩。郭澄清当即表示：“我要是拿不出《千秋业》来，就拿骨灰盒来见你们！ ”结果一语成谶。
　　血肉之躯毕竟不是钢铁，没过一年，他就因积劳成疾而突发脑溢血，从此缠绵病榻十三个年头。对于他钟爱的文学创作，虽然至死方休，然而像他的长篇小说 《大刀记》、短篇小说《黑掌柜》《茶坊嫂》这样引起文坛轰动的作品，再也没能出现。可以安慰他的是，1985年5月，他的扛鼎之作《龙潭记》，在时隔十三年之后，经过再次修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据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龙潭记》，是为了对1975年出版《大刀记》时，任意割裂他的构思的一种补偿。 《龙潭记》虽为郭澄清先生最好的长篇小说，由于时过境迁，它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大刀记》那么轰动。
　　当初郭澄清在省委领导面前立下军令状后，他的好朋友苗得雨曾劝过他：“老郭呀，你这样可不行，写《大刀记》耗费了你这么多精力，你应该有个休息时间，否则身体累垮了，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郭澄清病倒后，苗得雨多次去看他，他跟苗得雨说：“真后悔当时没听你的话，要是当初听了你的，休息休息，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种样子。 ”
　　郭澄清住院后，回到济南军区工作的李健葆去探望他，发现郭澄清在医院的病床上安了一个特制的小桌子，一边写作，一边治病。
　　采访时，李健葆对我们说道：“我明明知道老郭是个固执的人，可还是得劝他，怎么着寻思他病了，会有一些反思，会听人劝。可是，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人家是在写作，他是在拼命。
　　“他还是一天到晚写个不停，写长篇小说《决斗》，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千秋业》好像没写。我就说：‘我求求你了，无论是作为同事还是朋友，我求你别再这么不要命地写了。再这么下去，你就真的没有命了。’他还是原先的他，还是那么倔强，他说：‘我有一口气，我就得写，得写啊。’他的左手不行了，就拿嘴咬着钢笔帽，拽出钢笔来，再写。他这样，我作为领导，作为他的朋友，心里的的确确接受不了，我感到很内疚。后来他们就劝我：‘你也别劝了，老郭这人啥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文学就是他的生命，不让他写了，就等于判他死刑了。’老郭宁要文学创作，不要自己的身体，就是九头牛也休想把他拉回来。他有回跟我说：‘以后我不在了，书架上有我这么几部书摆着，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啊。 ’病魔缠身的郭澄清，可以说是在几乎失去生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坚强的斗争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反正是谁看到他，谁都会为之动容。说郭澄清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一点都不为过。苏联有个保尔·柯察金，我看他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把创作当做党和人民交给他的至高无上的任务，至于自己身体，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
　　《千秋业》最终也没有写出来。至于这部书没有完成的原因，他的病是一个理由，但不是最主要的理由。我们觉得应该是《千秋业》的构思和想要表达的内容已经无法再让他写下去了。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得郭澄清先生的《大刀记》的第三部《光满人间》最终无法提笔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刀记》，实际上只是郭澄清先生当时构思的这部长河式系列长篇小说的前两部。 《光满人间》这部计划写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从题材来讲，已经不合时宜了——从那时开始，中国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动乱年代，转移到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方向上来了。他信奉的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样的提法，已经不合时宜了。
　　今天，我们在审视郭澄清《大刀记》的原始构思时，觉得创作跟形势跟得太紧的写作，是徒劳的。图解政治的写作，也是徒劳的。时光无情，任何人在时间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和微不足道。从这点来看，我们倒是要向郭澄清祝贺，祝贺他没有写出图解“阶级斗争”的《千秋业》来。
　　病情稳定后，郭澄清转到了德州市人民医院，后回宁津县人民医院继续观察和治疗。期间电影《大刀记》的剧本创编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至1977年夏秋之交，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宁津县黄家镇正式开拍，1978年，在全国公映。这是郭澄清第一部搬上荧幕的小说，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部。对于当时正处于重病中的他，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由于病情时有反复，他又到北京天坛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好转后，省里又安排他到青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疗养。从发病到去青岛疗养，应该是郭澄清活到这么大，最省心也最悠闲的一段时间。省立二院特护组的特护、家人和朋友的紧盯，加之他自己半身不遂活动不便，他只能像个小孩子一样被喂食被伺候。他病情稍有好转，就让人们准备纸笔，让他的三儿子郭洪庆特制了一个小桌子，放在病床上，继续写。也就在这一年，山东省恢复在 “文革”停摆的文联和作协。使郭澄清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省委决定恢复省文联工作的前夕，一张匿名大字报突然出现在了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的大院里。大字报的题目是 《山东省的“十八棵青松”到哪里去了？ 》。这张大字报显然是冲着郭澄清去的。当时，浩然正在经受着批判，将他划入了“四人帮”文艺黑线上的人。大字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山东的浩然哪里去了？ ”原因也很简单，整个山东省只有他自己参加了那次会议。大字报一出，整个山东省文坛为之震惊。大字报言之凿凿，实际上在不点名地指斥他为“四人帮”文艺黑线中的人。虽然，这次风波没有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和折磨。但是，此前在他病重期间所享受的待遇悄无声息地减少了，以致最后连基本的待遇都无法保障了。
　　在他刚刚得病初期，省委省政府、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宁津县委县政府等相关领导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成立特护小组，国内没有的药物，想尽千方百计地从国外进口。那时，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尽千方百计要把郭澄清的病情控制住。
　　可是，大字报事件一出，风头马上就变了。
　　原山东省文艺创作办公室党组书记蓝澄当时不无慨叹地说：“郭澄清的时代结束了。 ”
　　即使在他的家乡宁津县，当时一些领导同志也对他产生了怀疑。那时，在宁津县委、县政府和文学艺术圈里流传着一条对郭澄清极为不利的消息——郭澄清是“四人帮”的亲信，是“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在山东省的代表。
　　郭澄清再一次跌入人生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