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版）或者说《千秋业》是他想倾尽全力完成的长篇小说。在《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征求意见本）的后记里，关于《光满人间》，他说：“《光满人间》写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生活。 ”这样的构思与“文革”时代政治倾向和文艺思想是相吻合的，也是与当时的代表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一类作品相仿佛。在那次会议上，他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致使他心有不快，不是当事人，现在已经很难弄清当时的情况了。
　　至于郭澄清参加 “十八棵青松”会议回济南后的表现，任孚先先生说：
　　“事情我是知道的，详细情况不知道，我光知道他参加那个会了。当时因为抓这个事，他根本没有在意这个会议，他有他的创作计划。创作完《大刀记》，下一部作品是写现实的农村生活，也是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跟我谈起过，已经有构思了，可是他没跟我说起小说的题目。十八个作家这个会议的事情，他回来跟我说过。他跟浩然是好朋友，他参加这次会议，我估计是浩然推荐的，他对郭澄清的人品和作品评价很好。那次会议浩然是组长，他是副组长。郭澄清参加这次会议纯属个人行为，跟我们省里无关。他开会回来，很淡定，要是一般人参加了回来能不张扬吗？可郭澄清悄无声息，跟我说，也是轻描淡写，说参加了一个会，让写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不管他那个，咱写咱的。他极其淡定，这恰恰反映了郭澄清的人品：忠诚！他不愿当官，不愿意出风头。他愿意用作品来说话。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来，说郭澄清，你应该传达一下会议精神，好让下面贯彻呀。他还是没开会，也没有贯彻会议精神。他这人，一生在当官这件事情上没瘾，就是省创作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他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到最后终于接受了吧，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宁津郭皋庄搞创作，只有省里有大事了，他才来济南开开会，安排安排工作。他想当官的话，机会有的是！ ”
　　《大刀记》出版后的巨大影响和他参加“十八棵青松”会议效应，郭澄清可谓是衣锦还乡。虽然他自己仍然像原先一样生活、写作、接待各地来访的文友，可是在别人眼里，郭澄清已经不再是《大刀记》出版以前的郭澄清了。
　　据他的邻居、乡村医生郭志明说：
　　“在当时，大家都这么说，郭澄清只是山东文坛的一个过客，早晚得上北京去。可是他又回到郭皋庄，一点也没有变，该写作还是写作，该和我下象棋还是下象棋。他让我一个车，我也白搭。当那么大的官，有了这么大的名声，还是回到郭皋庄来。村里人都说他老家观念太深，光知道照顾家。那时来的人特别多，大林和小林还插不上手，我住在他前边，有时我就帮着他家去做菜。他写累了、后来病了，我每天都给他按摩。郭澄清做人不卑不亢，比如家里来人了，有头有脸的人，他只送到屋门口，摆摆手，人出了角门，他就回屋里去。普通人、底层的人来了，可不行，他自己一定要送到角门口，待人家走的看不见了，他才肯回家。他对老弱病残，特别看重，礼法也特别得多。实际上他家的生活状况比村里其他人家还差。他家虽然收入比别人家多一些，可别人家没有这么多的迎来送往啊。郭澄清这一辈子啊，除了写没有别的事情做，在村里，出去遛遛也是个稀罕事儿。 ”
　　《大刀记》出版和参加“十八棵青松”会议之后的郭澄清，还有一个更大的雄心。他要做的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包括《大刀记》出版所带来的名声、参加“十八棵青松”会议所造成的干扰，他离开济南，悄然回到他的老家郭皋庄，继续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
　　实际上，他的雄心在《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的后记里已经初露端倪了。然而，由于受到当时极左文艺思潮的限制，他的整体构思有所调整。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卷本《大刀记》，应该是他构思中的长河式长篇小说的前两部。对于创作一部反映时代风貌的长篇小说，他似乎早就成竹在胸了，这就是让他饮恨终生的《千秋业》。
十八、“内部参考”冲击波
　　对于郭澄清在“十八棵青松”会议上所接受的任务，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是后来郭澄清在接受《山东青年报》记者刘德亮采访时说的。
　　1987年，刘德亮刚刚从济南军区转业到《山东青年报》工作，就接受了报社让他采访郭澄清的任务。那时，郭澄清已是重病缠身，并且由于“十八棵青松”事件的影响，他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8月山东省恢复文联时，没能进入山东省文联的领导班子，只是增补为同时恢复的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至1987年，刘德亮采访郭澄清之时，整整九年，他一直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连治病都成了问题。采访后，刘德亮写了一篇采访记《咬定青山不放松——访著名作家郭澄清》，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
　　《大刀记》的出版，使郭澄清同志名声大振，随之也带来了灾难。当年底，“四人帮”在京召开十八名作家、艺术家会议，点名要他参加。会上，“四人帮”的爪牙按照其主子的旨意给与会人分别下达了任务。他们要郭澄清同志写一部丑化周总理的中篇小说，把周总理刻画成曹操式的人物。郭澄清同志对“四人帮”搞“帮派文学”极为反感；对让他写丑化周总理的小说非常气愤。他当即认定：这是个人格的问题。宁可挨批、再次进牛棚，绝不可昧着良心，写迎合他们口味而违背人民心愿的文章。
　　会后，他赌气回到宁津县郭皋村，埋头于《大刀记》剧本的改编之中。 “四人帮”的爪牙蹲在他家里逼稿。并对他说，与你一同参加会议的人，大多都交稿了。你如果能如期交稿，上边将提拔你……郭澄清同志冷冷一笑，心想，你找错门了，我不是用人格和良心换官做的那种人。仍然没有动笔。
　　精神的压力，改写《大刀记》的劳累，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去世的悲伤，使他于1976年5月突患脑血栓住进医院。在病榻上，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难以抑制激动之情，不顾医生劝阻，强忍剧烈病痛，写了批判“四人帮”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那些年，郭澄清的一些老朋友——有一些还是领导同志——去看他，想寻求县里对他进行尽可能的帮助。结果县里某些领导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对待他了，他们认为郭澄清虽然人在宁津县，可他的身份却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属于省作协机关人员，县里无法提供帮助。
　　让郭澄清不能理解的是，他曾经想尽千方百计帮助的人，这时来的也少了。
　　我们在采访刘德亮时，他说：
　　“我当时去采访郭澄清，一进他郭皋庄的小院子，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悲凉。这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作家，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那时，不光是他自己因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他还有一个近80岁的老父亲需要他照顾。他妻子刘宝莲一人要照顾两个几乎不能自理的老人。村里倒是给他安排了两个人，一个是瘸子，一个是侏儒人。这两个人行动不便，连自己都需要人照顾，遑论再照顾郭澄清一家人了。 ”
　　郭洪志谈起那段时间父亲的处境时，不无感慨，他说：
　　“那几年，我体会到了世态炎凉这个成语的意思了。我也体会到了我们中国人性的缺陷。不说非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那最起码的亲情还是该有的吧？可是，有一些人怕受父亲牵连，连边都不傍了。想想父亲曾经为他们付出的努力，我真的想找他们去讨个说法。可是，后来一想，还是算了吧。也许人家正在飞黄腾达的路上，万一被父亲的事情牵连了，上不去，那该是多么可惜的事情。父亲的工资在他那一辈山东作家中，最低。原先父亲健康时，还觉不出什么。可他一病，收入少的问题就出现了。我就代父亲起草了一个给父亲支付保姆费的报告。可是，省作协不批。他们拒绝的理由看起来也是正当的——没有这部分开支。没办法，我只能找到省委、省政府，当时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都作了批示，才给父亲落实了每月50块钱的保姆费。后来，我又跟省作协的领导申请给父亲办理保健证的事情，当时就让他们用这么一句话给顶回来了：‘虽然郭澄清同志编制在省作协，可他不在济南住，我们无法给他办理保健证。’我说：‘他既然是省作协编制，这里不能办，那去哪里才能办理呢？’‘他不是在宁津住嘛，那就去宁津办理。’我回老家宁津找相关领导办理，结果他们又把责任推向了省作协，他们的理由看起来更充分：‘郭澄清早就不是宁津人了，宁津县怎么能够给他办理保健证呢？’最后，我只能找到父亲的老朋友、时任德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张全景，才解决了父亲保健证的事情。 ”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1987年刘德亮采访郭澄清之后，才得到改观。《山东青年报》报社根据他采访的情况，责成他起草了一份“内参文件”。1987年5月10日以《山东青年报》机密文件的形式刊印出来。此文件引起了中宣部、全国文联、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不久，贺敬之、梁步庭、李昌安、陆懋曾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批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关心郭澄清同志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竭尽全力医好他的病，目前主要任务应该是关心他的治病问题。
　　内参文件全文如下：
　　著名作家郭澄清处境艰难
　　吁请领导重视解其困难以便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创作宏愿
　　著名作家郭澄清，今年五十五岁。十几年前曾任省文化局党组成员、省政协委员、省创作办公室主任等职，现任中国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
　　早在五十年代，郭澄清同志就以他的 《黑掌柜》《助手的助手》《公社书记》《社迷》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蜚声文坛。七十年代，又以三卷集、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著名于世。他是一个多产、优质、作风扎实、勤勤恳恳的著名作家。
　　为了响应党提出的作家要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的号召，贯彻党的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郭澄清同志于建国初期就给自己制定了“一地一气深入生活半个世纪”的计划，近四十年来，他一直按照这个计划行事，先后几次放弃提升职务、迁居省城、享受优越待遇的机会，扎根乡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献身党的文艺事业。
　　郭澄清同志时刻牢记自己首先是一名党员，而后才是作家。他几十年如一日，顶着种种诱惑和压力，按照党性原则和作家的责任感从事文学创作。七五年底，“四人帮”在京召集十八名作家、艺术家开会。郭澄清同志因出版《大刀记》而名扬四海，又加上他当时任创作办公室主任，所以点名让他参加。会上，“四人帮”分别给每个人下达了任务。给郭澄清同志的任务是写一篇丑化周总理的中篇小说，要求把周总理刻画成曹操式的人物。郭澄清同志对“四人帮”搞的这类“帮派文学”极力反感，对他们用文艺形式反对周总理非常气愤。会上他始终以沉默表示反抗。会后，他一头扎进老家宁津县郭皋村，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把《大刀记》改编成电影和话剧。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四人帮”的小爪牙）跟踪追迹到乡下，住在郭澄清家里逼稿。并说：“和你一起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只要你按上头的要求写，对你会有好处的。 ”暗示事成之后给郭澄清同志一个颇为显赫的头衔。在压力和诱惑面前，郭澄清同志没有动摇，而心里是非常痛苦的。精神上的重压，通宵达旦创作的劳累，以及周总理、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去世带来的悲伤，使他积劳成疾，于七六年五月六日突患脑卒中住进医院。 （周总理逝世不久）当年十月，他从病榻上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难以抑制激动之情，不顾医生给他制定的“不许看书、不许构思文章、不许动笔写作”的规定，打着吊针写了一篇批判“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党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是粉碎“四人帮”后，最早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作家。
　　七六年至今的十年来，他一直像“保尔”那样在与病魔做斗争中创作。尽管病魔使他半边身体瘫痪，左手和左腿的下半肢失去知觉不能活动，但他一直笔耕不辍，矢志不移地进行文学创作。九年来，在他那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土屋里，就着暗淡的煤油灯，以嘴代手拔下笔帽，以被子枕头做靠椅，以窗台当书桌进行创作。当年，在省委和县委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催促下他才迁居县城。即使在他病重，脚上打着吊针、脖子上打着封闭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停笔。瘫痪十年间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 《龙潭记》《麦苗返青》《历史悲壮的回声》《笔》等共计一百二十多万字；另外还与人合作翻译了外国中篇小说《人生的蒙太奇》，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零星文章。
　　郭澄清同志的身体虽然残废了，但他身残志坚，创作欲望极为强烈，从发展趋势看，他正在进入创作的高峰期。现在，他除了完成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巨著《纪晓岚》后半部分创作外，正在着手创作“四化”建设服务、对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的理论著作 《人学信息论》，筹备出版《郭澄清选集》。
　　处境的艰难直接影响着郭澄清同志的创作进展，影响着他宏伟的创作事业的完成。我在四月下旬前去看望郭澄清同志时，原先在家照顾他的老伴已患绝症（肺癌）在济南治疗。他的四个孩子都已参加工作，家中还有一个九十二岁的老父。他脱衣，上厕所，甚至每走一步都需要人小心地搀扶着。他和老父的生活，只靠分散在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们，你三天我两日地帮忙。时常因为家中无人而喝不上水，吃不到饭。由于无人管理和收存，一些出版选集时必需的珍贵资料已经丢失。
　　他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按说应该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存款，而他却没有。一是因为他常年深入农村，工资级别与他同年参加工作的和他同类情况的同志相比是低的；二是他把稿费的大部分作为党费交给了国家；另一部分用在烈军属解决家庭困难和扶持业余文学爱好者上了。致使他目前生活拮据，生活不够宽裕。
　　我作为一名记者，看到他目前的处境，听着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的话，心里感到很不安。根据我在宁津的所见所闻，特向领导提如下三条建议：
　　（一）像郭澄清同志这样的保尔式的作家在我国是少有的。建议领导在文艺界树立他这样的典型。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他几十年和党一条心，深入农村不讲待遇、不计报酬、不畏艰难、坚忍不拔从事党的文艺事业的崇高精神。 （下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