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3版）（二）鉴于郭澄清同志目前的情况，我认为不能让他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建议领导劝其迁居省城，给他提供一个居住、医疗（已十年未就医了）、创作都较为优越的环境条件。
　　（三）郭澄清同志目前的工资级别远远低于和他同类情况的同志。建议在经济上给他与他的资历、贡献相称的待遇。本报记者 刘德亮一九八七年五月四日
　　从此，郭澄清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得到了改善，从另一个角度说那张匿名大字报扣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也得到了纠正。可以想象当时他的身心是愉快的。对于他这样的人，是否想到过死神已经向他慢慢地走来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这样拼命地写，是与死神争夺时间吗？如果他从没有想到死神的迫近，那么他为什么置自己的肉身于不顾，这可是他思想和创作源泉产生的土壤啊，难道他不明白吗？也许他根本就什么也没想过，他的脑子里只有文学创作，只有他小说里的人物，他为他们活着，他要代他们立言！也许他只想到过，写是自己的责任。在申请创作一级的《业务自传》里，他写道：
　　回忆自己四十年的创作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六十年代‘左倾路线’，七十年代赶上‘动乱’，都使我的创作受到严重的干扰。而今天改革开放，创作自由，我们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好的历史时期，正可以大展宏图，我却病魔缠身，不能投身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心中极为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但我不愿，也不甘心放下党所给我的手中的笔，一息尚存，就不能停止我用笔进行战斗。
　　对于现在的读者，已经很难理解他这番言说了。对于历经 “打老虎”时的牢狱之灾、“文革”初期的被揪斗、《大刀记》出版前的折腾，他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这受惊的鸟突然栖落在一棵无风的大树上时，他心中的欣喜是难于表达的。他所能做的只有展示自己的歌喉。可是，当他张嘴唱歌时，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已经嘶哑了。
　　这，多少有点“壮士暮年”的味道。
　　是的，他感谢党的恩情。可是，把前半生经历的历次运动和当今文坛呈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相比，他怎能不感慨万千！
　　“一息尚存，就不能停止我用笔进行战斗。 ”对于别人，这句话也许只是给作协评审员们写写看的，可是他的确用自己的余生实践了这句话。
十九、郭澄清的菩提树
　　郭澄清病情稳定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宁津县郭皋庄。这里是他的文学沃土，他大半生的文学成就都属于这块热土，属于他的三间北房，属于那盏煤油泡子灯，属于他的既当吃饭桌又当写字台的小炕桌。当然，还有他熟悉的脸，他曾经把他们写进了小说里，还有那些草木，那些鸡狗牛羊。他仿佛看见孩子们小时候在自家的三个院子里种树的身影。他让他们每人每天挑四十多担水浇这些树，累得孩子们一身汗水满脸泥巴。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时，郭澄清写累了，或者文思枯竭了，就拿把剪刀一边剪树一边休息。他也想起了《大刀记》刚刚出版后，省市县的领导们来郭皋庄看望他的情景。那时郭皋庄真是热闹，竟成了文学青年们的向往之地。领导们看见郭澄清吃的住的实在是不像样，就有意帮助他改善居住条件。他断然拒绝，说我这样挺好的，跟乡亲们比不是挺好的吗？可是他却为村里的事情跑前跑后，向县里要钱帮助村里买了一台50拖拉机，以解决村里的耕种问题。又协调县里，帮村里通上电，解决了村里的浇地和照明问题。
　　德州文史专家、作家刘金忠认识郭澄清比较晚。他说：
　　“那时，对于文学青年来讲，去宁津郭皋庄就像当年革命青年向往延安一样。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是1984年我来德州上班以后。那时他的思维已经不行了，有些混乱。我们聊了一下午，他也没有讲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来。讲他写作中的小说故事时，逻辑性也不强。跟写《大刀记》的郭澄清，已经判若两人。可是，我能看出他的创作热情很高。他把文字当成自己的灵魂。在他谈到构思中的关于韩复榘的小说时，我觉得他有的地方讲的不对，就给他推荐山东省政协文史委编辑的韩复榘的资料，让他参考。
　　“第二次见他，是1986年，在宁津县城的车站新村。那时，他的想法依然很多，创作计划也极其宏大，这点令人感动。我们在交谈中，我只要是讲到让他感兴趣的故事，他就马上用笔记下来。
　　“郭澄清对于宁津县来讲，功莫大焉。可以这么说，没有郭澄清就不会有五十年代全国的文化先进县称号，宁津在全国也不会这么名声显赫。他就是宁津乃至我们德州的一个文化品牌。 ”
　　村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先后给他安排了几个人照顾他，也是为了帮帮他的妻子刘宝莲。毕竟郭澄清的老父亲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可是安排来的人，郭澄清有些不满意。他想找的人，最好是一个文学青年。在他这里不仅能帮助料理一些家务，更重要的是能帮着他抄抄稿子，发发信件。他把这种想法和喜欢文学的小儿子郭洪林说了。
　　有一天，郭洪林带来了一个小青年，他就是后来成为小说家的孙福新。孙福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善言谈，还多少有些腼腆。我们建议他写篇文章，记述一下与病中的恩师郭澄清相处的有关情况，他欣然同意。
　　时间不长，他把文章发给了我们，现全文照录：
郭澄清的菩提树
　　召 唤
　　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八六年八月的那个上午，我怀揣着一篇一万余言的稿子，去拜访恩师的情景。那个上午的阳光金灿灿地铺展在柏油马路上，我骑车二十多里来到县城新村，在郭洪林的带领下，忐忑不安地走进了郭澄清居舍，四间起脊挂瓦的红砖房，向西的小小的院门，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宅仿佛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在吸引着我的脚步，好像是黑白电影里的放慢镜头。脑海里浮现的是见到郭澄清的画面，这个全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又是一副什么模样。一部《大刀记》哺育了我的童年，一个作家形象在我心中已经被我勾勒出来……
　　郭澄清卧室在东间，郭洪林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门打开了，我第一次看见郭澄清的那一瞬间我有些吃惊，现实中的郭澄清的模样和我想象中的样子相差甚远，郭澄清面南背北地坐在沙发里，面前放着一个八十公分的方桌，桌上堆满了稿纸和书籍以及压书的玻璃砖，见有人来，他停下笔，用嘴叼住笔帽把笔尖插进笔帽里。再用右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左手放在胸前，然后目光那么锐利地注视了我一眼。郭洪林说话结巴得非常厉害，他说，爸爸，这位是文学爱好者，来……来向你……你求求求教了。郭澄清坐在沙发里向前探一下身子，立刻伸出右手同我握手。我感觉到他的手是那么温暖并且那么有力，让人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他对人那份热情。
　　我坐了下来，有些局促地看了郭澄清几眼，在路上打的腹稿全部忘掉了，一时真不知说些什么好。郭澄清一眼就看出我的紧张，就笑着说，我写了半辈子，成了一个半瓶子，落了一个半瘫痪，我们还是在一起共同探讨文学吧。
　　我笑了一下，这才注意到因为郭澄清患有脑血栓，左腿明显比右腿细了一些，左手肿胀，手指弯曲，但是他的精气神还是那么十足，心里的紧张很快就消失了。郭澄清说，你带作品来了吗？
　　我立刻拿出稿子放在他的面前，这时，我闻到他身上透出一股药片气味。我说，请老师指正。郭澄清吩咐郭洪林拿来一个矮凳子让我坐在方桌前，他用手拿起我的稿子大声地朗读起来。他的朗读声情并茂，声音洪亮，仿佛在朗读着一篇伟大的作品，当时我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他一边读一边还在分析语句，这是单语句，写得有点分量。哪里和哪里你写错了，我能不能用笔给你在稿子上改一改。我感到脸有些红，连忙说，能改，能改。于是郭澄清就拿起钢笔，用嘴咬开笔帽，把笔帽一扣，在稿子上改动起来。他边改边说，你什么文化程度？我说，念到初一就辍学了。他连忙关切地说，是因为家庭困难？我笑了一下说，不是，是因为我一看见数学就迷糊。
　　郭澄清也笑了，接着他又大声地朗读起我的稿子。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郭澄清之所以在第一次拜访他时，大声地朗读稿子，是因为他出于一种对文学青年的重视和对文学作品的尊重。恩师的朗读声仿佛是来自远方的召唤，我沿着声音一步步朝着文学殿堂走去，然而在我这二十多年的行走中，文学殿堂又仿佛是海市蜃楼一样时隐时现……
　　郭澄清朗读持续了很长时间，他有些口干舌燥地喝了一口茶水，我连忙拿起水壶往茶杯里续水。墙上的挂钟已经是11点多钟。我连忙说，老师，你念得有些累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吧。恩师看出我要起身告辞，他说，你在我家吃午饭吧，再说我还有一件事想对你说。
　　我说，老师，有事你就说吧。郭澄清说，我这里正需要一个誊稿员，每月60元钱，不知你是否愿意留下来？我连忙说，生怕说慢就像要失去工作似的，工资我不要，在这里誊稿也是我学习的机会，那60元钱就当我的学费吧。
　　郭澄清听了不由地咧嘴一笑，带出了几分傻气，这也许是他瘫病的缘故吧。他说，你以前干过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建筑工地干活。郭澄清说，你跟我学写小说吧，只要你学好了，保证比你干建筑活儿要强，保证你这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我连忙点了点头。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和我窃窃私语，又像是我们师徒之间的心灵之约。
师 门
　　郭澄清说要出去一下，我有些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四哥连忙从外面走过来，他把郭澄清面前的方桌一搬，一只手揪着郭澄清的胳肢窝，一只手抓着他的右手，就这样郭澄清站立起来，四哥扶着一步一踉跄的郭澄清走出屋去，我看着郭澄清的身影不由地想，当年郭澄清一部《大刀记》红满大江南北，现在却因积劳成疾，如此落魄，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的坎坎坷坷，起起伏伏呀。
　　郭澄清的卧室里挂着不少字画，珍藏不少珍迹墨宝。其中有一幅字画是这样写的：“大刀记、大渡河、大刀王五，小刀会、小字辈、小康人家。 ”在郭澄清沙发座位的两边，放着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架。我站起身来，看着书架里面的书籍，有《鲁迅全集》《冰心文集》《骆驼祥子》《郁达夫文集》《郭沫若文集》，外国名著也陈列着很多，卡夫卡的《城堡》、托尔斯泰的《复活》等。我像是游进了书海之中，情不自禁地从书架里拿出《古都·雪国》看起来。
　　中午吃饭时，郭澄清是独自一人在方桌上吃的。他把桌上的书稿敛到一边，拿抹布擦了擦桌面，于是一张书桌就变成餐桌了。郭澄清无茶不水，无肉不食，他一天三顿都离不开猪肉。我和四哥把饭菜端上去后，就在外屋放下饭桌把师娘让到上首，我们三人在外屋吃午饭，吃着吃着，师娘会冷不丁地问上几句我家里的情况，我立刻停止嚼动，回着师娘的话，这使我显得很窘迫，因为我是一个吃饭不喜欢说话的人。
　　下午我从家里带来被褥和一些衣服，在师娘的帮助下，我把被褥放在西房间的床上。每天晚上郭澄清要创作到11点多钟。记得，那时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纪晓岚》，一般白天写《纪晓岚》大约三千字，晚上就写一些随笔、评论、散文等一些零星的小文章了。 《纪晓岚》还没有定稿，是用不着我来誊写的。我誊写的就是郭澄清晚上写出的短文。一篇短文甚至要三易其稿。晚上，我本想拿着书稿到西间誊写，因为西房间比较安静，一到晚上，师娘要看电视，郭澄清能在电视跟前进行创作看来已经习惯了。郭澄清把我叫住说，你就在电视机下面把这篇三千字的短文誊写完。我回过头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恩师说，我就是在训练你精神集中力。我年轻写短篇小说时，就到人多嘈杂的地方去。
　　师娘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河北梆子，那唱腔那曲调非常好听。当时，就连我村里也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恩师家的那台彩色电视机上的节目在诱惑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在电视的侧面，一边誊稿一边不时用眼角扫一眼节目，电视里那花花绿绿的世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陌生新奇的天堂。我每一走神，笔下就会出现错字。于是，我只能全神贯注地誊写稿子。用意识在我和电视之间拉起一道无形的墙，这墙挡住声音和画面，像作茧自缚一样围起一个小小的天地，我的笔在稿纸上沙沙地誊写着。
　　到晚上11点多钟，郭澄清才上床休息。我把他扶上床后，师娘铺下被褥，一个枕头放在床头，一个枕头放在床尾。后来，我像耍贫嘴似地问恩师，你和师娘为什么不在一头睡？我的隐私全暴露给你了。恩师不由咧开嘴，开心地哈哈大笑着说，他收起笑容，把头探过来，小声地在我耳边说，作家就是苦行僧，尤其在创作长篇小说时，作家是要禁欲的，我从年轻时就不和你师娘在一头睡了。
　　郭澄清也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每天上午的九点多钟，恩师会让我搀扶着去看望父亲。那一年郭澄清的父亲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了，也许只有在父亲面前，郭澄清才能忘记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他永远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问父亲早晨吃了多少饭？晚上睡得好吗？腿还疼吗？而郭澄清的父亲总是爱摇着头说，我今年九十多岁了，怎么还不死呀。恩师说，爹，你能活过一百岁呢，你活着就是儿子的幸福。
　　恩师会守着父亲坐上十五分钟的时间，有时也不说话，就这么默默地坐着。然后，郭澄清回到卧室，坐在沙发里，像在思索着什么，他是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还是在构思小说？那谁也不知道了。恩师拖着残疾的身体，用他坚强的毅力笔耕不辍，继续创作。在宁津新村居住的几年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决斗》《龙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应是修改整理。本书作者注）、《千秋业》《纪晓岚》等计1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还有叙事长诗《黑妻》，文学评论、散文等一些零星文章。这些作品在文学的星海中依然绚烂夺目，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外面的世界
　　10点多钟，邮递员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把几份报纸亲自递给郭澄清，这些报纸中还会夹杂着赠送给郭澄清的文学期刊，其中就有《人民文学》《十月》《收获》《青年文学》《山东文学》等。再就是一些书信，记得那时常和恩师有书信来往的有不少全国著名的作家，也有不少读者来信。有一个云南山区的读者来信，说是读了郭澄清的《龙潭记》以后，受益匪浅。自己也要试探着写一部类似《龙潭记》的长篇小说，要用《龙潭记》当蓝本，不知老师是否同意。当时郭澄清随后就给那云南的文学青年写信，表示同意并鼓励那文学青年的小说创作。
　　在那段时间里，也有很多文学青年去拜访郭澄清。我印象最深的有乐陵县的王泽平，陵县的王荣泽，某军区的崔广德，歌舞团的崔印刚等很多。 （后续内容请见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