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1版）不就是一双解放鞋吗？再说，孩子干翻砂，那可是容易烫着的活。统共才挣那么几个钱，让我要来一大半给了他爷爷，我还美其名曰替父尽孝。我郭澄清是对孩子严了一点。小林这小兔崽子倒是乖巧，心里装着的鬼点子真不少，又会写文章，还会干眼前活。 ”——灯泡子吱嘎响了一声，把郭澄清从浮想联翩中叫回来——“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翻腾起这些事来了呢？ ”这时妻子在外间屋嚷了一声：“今儿犯的哪门子癔症？这么大半晌还没有擦好你那泡子灯？ ”“胡咧咧个屁，我这不是在构思吗？ ”“构思构思，我看是你一脑子狗屎。 ”“这婆子，今儿也疯了。 ”郭澄清自言自语了一声，笑了——“这婆子也真不易，好好的一个大姑娘，非得跟着我这么个懒得腚里长蛆都不知道扒拉扒拉的主干嘛呢？ ”
　　他擦完灯泡子，轻轻放在桌子上，又擦油灯，再装满油。随手拿起一根儿烟点上，开始做第二件事：扫烟头——“大伙都说我抽烟抽得凶，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一丈二。一丈二就一丈二，不就是抽得多点吗？可是我不喝酒，我省下酒钱来抽烟，比你们一个个大酒包也多花不了几个钱。话说回来了，喝酒喝得脑子嗡嗡的，想个事儿都想不清楚，多误事。相对于喝酒来，抽烟的好处大了去了。这一个好处就是能提神，能让我的语言像小溪一样流淌。这第二个好处……”他一时想不起来第二个好处是啥，“不管它了，反正抽烟对我有好处。都说让我少抽点，老二当了医生，还说抽烟有害健康，劝我戒了。他说这话时，我瞪过他。不该瞪他，他知道啥呢？他知道烟是爸爸的命根子吗？肯定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嘛。瞪孩子干吗呢？不该瞪他，他都老大不小的了，在人前也人五人六的了，以后可得注意。我没有烟不行，这倒不是习惯，主要烟是我的粮食，人没有粮食可不能活。没有烟陪着我，能有《黑掌柜》？能有《大刀记》？肯定没有。”郭澄清呸一口把烟屁股吐在地上，用右脚捻灭了，一起扫进了簸箕里。放下笤帚，上下扑拉扑拉身上。喊了一声：“小林，还不起来？ ”小林噔噔跑过来：“爹，我早起来了，正等着你呢。 ”说着就端起簸箕，往外走，郭澄清跟在身后，路过妻子身边时，问了一声：“做啥好吃的？”刘宝莲看看他，有些不解，丈夫从来也没问过这事呀，今儿这是怎么了？他伸手在郭澄清的额头上摸了摸：“不发烧啊？怎么今儿突然关心起做啥饭来了？ ”“真是个傻婆子。”郭澄清笑笑，就出了屋门口，转身去了父亲的屋子。父亲正在叠被子，他就问：“爹，夜里睡得好不好？”“好，怎么不好？挺好的。天天第一句都是这句话，以后就甭问了。 ”郭澄清竟然笑出了声：“好，以后就不问这句话了。你不出去走走？”“今儿这是怎么了？我可没那闲心出去遛早，愿意去你自己去。”郭澄清每天都要给老父亲请安，是他每天早晨必做的三件事之一。
　　这三件事是他每早的必修课，今早他要加上一项，去遛遛早。 “也好堵住那些人的嘴，再让他们说我郭澄清不锻炼身体，再让他们说我不关心自己。 ”小林倒完烟头回来，正好跟他撞个满怀。就狐疑地问：“爹，你上哪去？”“傻小子，看不出来？还上哪去？爸爸去锻炼身体。 ”那声音洪亮得四邻八舍都能听得到。
　　这一天，是1976年5月6日。遛完早回到家，饭桌已摆在郭澄清父亲的炕上了，这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饭边拉家常。什么家史啦，国内国际形势啦，美帝苏修又欺负哪个弱小国家啦，等等。郭澄清的父亲也会时不时地插句话，更正一下或者加强一下郭澄清讲到的家史。吃饭时是家里孩子们最快活的时间，他们对不明白的事情，也会时不时地提出疑问，郭澄清都会慢慢地一五一十地进行讲解。平常时间他写作，孩子们是不准打搅他的，只有他遇到什么问题时，比如需要查一个拿不准的字词，想起哪本书上哪段精彩的段落时，他才会招呼他们过来帮一下忙。这天早晨，这个愉快的早餐会开得有些诡异，郭澄清好像在考虑什么事情一样，话突然少了。作为一个作家，陷入沉思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家里人也没太在意，继续吃饭。吃着吃着，刘宝莲问：“你左手抖个啥？ ”“左臂有点发麻。”郭澄清看看自己的左手，是有些抖。接着，口水从他的嘴角上流下来，身子一侧，就躺在了炕上。一家人慌了，随即跑到前院招呼郭智明，同时拨通了宁津县医院的电话。
　　郭澄清突发脑血栓。
　　我们在采访他的四个儿子时，都说郭澄清发病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切都跟往常一样，该写作的写作，该接待客人的接待客人。他的二儿子郭洪志教授说：“这与父亲成年累月的劳累、过度吸烟、吃肥肉有关，当然也与他参加‘十八棵青松’会议时，‘四人帮’给他布置写作任务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有关。要我看心理压力和积劳成疾是父亲突然病倒的主要原因。 ”
　　我们采访的郭澄清的所有朋友、同事都说：郭澄清是累病的，他的死也是累死的。
　　宁津县医院医护人员赶到郭皋庄以后，郭澄清已是人事不省。在当时，县医院的医疗水平是有限的，他们能做到的只是展开急救，而对于治好郭澄清这么严重的脑血栓，一点把握也没有，只好建议他的家人迅速告知他的单位，想办法去省城济南。
　　接电话的是当时的山东省文艺创作办公室副主任张云凤同志。她迅速将情况报告了文化局领导，在局领导的支持下，张云凤马上联系了省立二院心脑科主任潘秀荣大夫，并组成急救小组赶赴宁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张云凤说：
　　“我陪着潘秀荣同志坐着急救车直奔宁津郭皋庄。到了他家后，急救小组马上展开急救，经检查，潘秀荣大夫说：‘不行，在宁津是绝对没有这个医疗条件的。咱赶快上济南吧，只有上济南，德州也不行。’可是面对如此严重的病情，面对郭澄清这么一个人物，面对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谁也不敢贸然下这个决定。 ”
　　张云凤这次跟着急救小组来是代表组织来抢救郭澄清的，看大家不敢表态，她急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快，去济南！ ”
　　郭澄清脱离危险后，守着人夸奖张云凤：“别看云凤是个女同志，关键时刻是个大丈夫。我这条命啊，就是她给捡回来的。 ”
　　回想起那一天，张云凤还有点惊魂未定的感觉：
　　“哎哟，我就决定马上向济南奔，我跟大家说：‘这里的条件不行，在这里耗着就是等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争分夺秒，赶赴济南。 ’那一天，救护车进了济南，就如同周总理逝世后去八宝山时长安街上的那个感觉。县里领导的车子、县医院的车子也跟着来了，浩浩荡荡，就直接开进了省立二院急诊室。当时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再晚了，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到了医院，我一直和他妻子刘宝莲，还有县里跟来的人在那陪着。直到抢救过来了，脱离危险了，我才回家。那时我家里还有个病孩子，先天性心脏病，我老伴也是肺心病，在家里喘。郭澄清脱离危险后，我就和刘宝莲倒班看护他，白天是我，晚上是刘宝莲。郭澄清后来又活了那么多年，命是我和刘宝莲给的，是潘秀荣主任给的。现在刘宝莲也不在了，在的话，她说的绝对和我说的一样。我从那天开始就不干别的事了，成天骑着我这个破车子 （张云凤把我们引到她的楼梯口，指着一辆旧自行车，说‘看着了吧，孩子们要处理，当废品卖了它，十几块钱卖了它，我不干。 ’）在医院和我家之间穿梭。直到郭澄清病情好转，能坐起来有说有笑了，我就不大去了。病情稳定以后，他就转到千佛山医院进行疗养性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