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版）2005年，《大刀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部分地恢复了他的原有构思和原稿，弥补了郭澄清先生在创作方面的遗憾。可是，他想出版一部插图版《大刀记》的想法，还是未能实现。
　　雷达先生在 《一位不能忘记的好作家》里，这样评价《大刀记》：“在那个精神食粮极端匮乏的年代，《大刀记》多少给读者带来了精神享受。时隔30余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大刀记》，不由引发了我的感想：对于郭澄清这样一位特定时代的作家，他所在场的那样一段特定历史和他笔下的那一种文学，我们必须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之重新认识和梳理，而不是回避。现在大量的文学史在‘文革文学’一章中，几乎都没提到郭澄清。所以，我们今天重提郭澄清，也不应该仅仅是出于一种纪念和仪式的需要。 ”
　　那么，我们写这部评传，也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纪念，而是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作家郭澄清在特定时期的所思所想所为。不拔高他，当然，更不贬低他。
连环画《大刀记》
　　连环画，中国人通常叫它小人儿书。自有这种艺术形式以来，它就是儿童喜闻乐见的书籍。遇到文化产品贫乏的年代，即使大人，也会将其视若珍宝。连环画因其图文并茂的特点，就有了一种类似电影的效果。相对于小说，更容易传播。曾几何时，它成了小学课堂上的抢手读物，被偷偷地藏在书包里，被放在课桌的抽屉里。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中国古典名著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往往是从连环画开始的。
　　长篇小说《大刀记》的成功，马上引起连环画画家的重视。首先是郭澄清家乡的一批画家，继而是他另外一个家乡——河北省的画家，都加入了用连环画宣传小说《大刀记》的行列。《大刀记》第三个连环画版本，是由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最后一次印刷是1984年。
　　虽然连环画不像长篇小说连播《大刀记》和电影《大刀记》那样声影并茂，可是，它的传播之广、受众人群层次分布之全、影响时间之久，小说连播和电影都无法望其项背。郭澄清曾在《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征求意见本）的“后记”里写道：
　　对广大贫下中农，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经常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课题，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老一代贫下中农，来自旧社会农村的最底层，有着血的记忆。青少年同志们生长在幸福的新社会，认识就可能不那么深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基于此，作者想让《大刀记》，尤其是《血染龙潭》，作为一种阶级教育的读物，对忆苦思甜活动起点补益作用。
　　可以这么说，连环画这种形式最适合做教育教材了。它好像语文课本上的看图说话，容易抓住青少年的心。连环画是帮助郭澄清先生实现他写作愿望的最好形式。当然，它在实现了教育作用的同时，也给当时无书可读的广大青少年带来了艺术的享受。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们在网上发现一篇无名作者的文章，文章中的京子也是山东人。京子小时喜欢读课外读物，尤其喜欢读 《大刀记》，他为家乡出了这么一位大作家倍感自豪：
　　《大刀记》是唯一一部描写京子的原籍——鲁西北平原——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歌颂了鲁北平原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是京子不在一个地区的山东老乡：山东宁津人。印象中，京子把《大刀记》连环画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小时，京子看完《大刀记》连环画，经常和小伙伴一起用木头或者泥巴做的大刀，玩八路军抓日本鬼子的游戏。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人，到《大刀记》出版的“文革”末期，正好十岁上下，尤其是男孩子，每到傍晚，他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捉迷藏，捉迷藏的主题往往就是“打小日本抓汉奸”，或者就是“中国和美国”。当然，胜利者永远是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子和他的小伙伴玩的这个游戏，是那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娱乐活动——融爱国教育和身体锻炼于一体。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足可见到 《大刀记》在当时的影响了。
　　《德州日报》记者曹戈写有一篇《连环画<大刀记>诞生记》，他的文章形象地再现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大刀记》产生的经过：
　　德州籍作家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以一种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部小说，上世纪70年代，德州组织了《大刀记》连环画创作组，创作并出版了《大刀记》连环画。近日，记者专访了创作组成员之一的李伏源，听他讲述了作品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经历。
　　李伏源年过七旬，神态淡定，性格豁达，花白的长发流露出艺术家的特有气质。当记者与他谈起《大刀记》连环画的创作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回忆这段历史，李伏源有太多的话想说。 “《大刀记》是德州的骄傲。它朴实，亲切，浑厚有力，使人感受到当今时代难能可贵的民族正气。在‘文革’还未结束的时代，这部敢于逆潮流而行的作品，足以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他对《大刀记》的评价。正是因为对《大刀记》的崇拜，才有了后面这部连环画《大刀记》的诞生。
　　谈到创作组成立的初衷，李伏源说：“6人结缘，全为一部 《大刀记》。 ”
　　当郭澄清的 《大刀记》出版以后，德州籍作家引起了全国文学创作者的注意。“为了宣传这部小说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当时的德州市革命委员会就筹备组建了连环画创作组。”李伏源回忆道，“组织人是当时的艺术馆馆长崔占德。因为这是一项突击性任务，所以美术组的成员都是临时组建的，那时的创作活动也是公家一手操办。 ”
　　李伏源告诉记者，那时无论是大到北京的展览，还是小到省市的展览，只有经过上级文化部门的批准，才能进行文艺创作。上级给下级文化局发通知以后，文化局再组织相应的作者搞创作草图。草图出炉后再送到省里去审查，谁的题材好、构思好，谁就有机会抽调到宾馆里专门进行创作。
　　“崔占德、刘以慰、李振坤、冯恩堂、魏延滨，加上我，我们因为都擅长人物画，而被组织选中。组织下了通知，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其他的事情。 ”李伏源说。
　　李伏源回忆了创作组刚刚成立时的情景：“那时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封、资、修，生活以苦为荣。经历了很多苦难的日子，反而使得生活的阅历相对丰富一些。”李伏源补充道，“抗战题材一直是党宣传教育的一条主线，而那时描写德州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仅有郭澄清的《大刀记》，所以党组织对我们六人创作组的工作高度重视，把连环画的创作当做宣传、普及《大刀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宁津采风奠定了创作基础。1975年，山东年画进京展顺利举办后，德州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就开始酝酿如何创作《大刀记》连环画。进行正式创作前，文化局决定先组织创作者去宁津县农村体验生活。
　　“如果艺术家想要再现小说当时的场景，就必须深入当地，切身感受环境氛围。”李伏源说，“《大刀记》描写的是宁津地区的故事，那么，体验当地农民的生活环境就显得十分必要。 ”
　　采风阶段，他们不但需要研究小说描写的人文环境，还要研究当时人们的服装服饰。经过体验，李伏源认为70年代农民的衣裳和清末民初的服装没有太大的区别。“农民服装的样式相当典型，都是清一色的棉袄。郭老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都是本地人，这样创作起来就比较熟悉。 ”
　　白天出去搜集素材，晚上画画找灵感，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采风那会儿，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天天画画。要说不艰苦也不可能，但是我们的心态是苦中作乐。”李伏源笑着说道，“尽管当时生活艰苦，但好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饿肚子，作为回报，我们就塌下心来没日没夜地搞创作。 ”
　　成员齐心协力统一画面形象，谈到连环画创作的步骤，李伏源告诉记者：“小说出版以后，需要先进行脚本的设计，然后根据脚本进行连环画创作，这才是真正创作的开始。 ”
　　采风归来之后，德州宾馆就成为创作组的“主战场”。由于每个成员都是初次画连环画，光靠着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成员们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力求做到最好。也正是那段时期，每个人的专业水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形式的统一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创作组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每个人的创作风格不同，最终的成果却要以统一的形式呈现给大众，视觉统一就成了评价整部作品的关键。 “不是一个人画完就完事儿，只要有人觉得哪里不满意，我们再反复修改。 ”李伏源说道。
　　创作整幅画作之前，大家都会先画“豆腐块儿”，即所谓的小构图。首先把人物安排在小构图里，然后根据内容逐步扩充场景。李伏源认为，在平时生活中应该多积累素材，需要用到的时候，脑中的素材就不会干涸。
　　当谈到画面主题的表达时，李伏源解释说：“绘画和拍电视一样，不能从始至终一个镜头，那样的电视节目就没有任何表现力。 ”
　　李伏源一边翻阅作品，一边给记者讲述连环画中宝成与永生娘儿俩诀别场景的绘制过程。他认为表情是需要边画边揣摩的，而动作则需要设计。起稿之前，由他先绘制好人物的动作和场景，最后的人物形象则需要刘以慰来统一绘制。“整幅画面要疏密结合，考虑到是悲情的诀别场景，加上宝成死里逃生、筋疲力尽，我就把宝成的形象绘制成坐姿，而永生娘儿俩因为需要听从教诲，所以绘制为跪姿。 ”李伏源一边画演示草稿，一边举例子，“因为场景需要渲染悲愤和无奈的气氛，所以人物之间的动作要相互呼应。永生母亲的表情体现了无奈，永生则需要体现出尽听教诲的神情。综合考虑以后，我认为大场景应给予人物一个特写镜头。 ”李伏源说。
　　“因为整幅画为黑白画面，黑、白、灰之间的对比关系需要格外讲究。我就把土地设计成黑色，突出画面的厚重和坚实；把河水留白，为表现人物的神情提供了更大空间。”李伏源略微自豪地解释说。
　　两年的奋斗，最终收获胜利的果实。经过两年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大刀记》连环画在1977年最终定稿出版。
　　连环画出版以后，引起了大众的广泛赞誉。李伏源说，他当时得到一套连环画，朋友们得知此情况以后，都竞相借阅，一部《大刀记》连环画在好多人之间轮流传阅。大家边看边讨论，“当时大家读《大刀记》连环画的情形，说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皆不夸张。 ”李伏源笑着说，“有的朋友之前没看过小说，看过连环画后又重读的小说原著，足以体现出连环画的魅力。因为借阅的人太多，最后我那套也不知所踪了。 ”
　　李伏源回忆说，当时德州有专门从事连环画生意的商人，他们通常摆个小书摊，以看书的数量作为收钱的标准。而在书摊最明显的位置上，放置的通常是《大刀记》连环画，这套书很受小朋友们的欢迎。由于书的数量有限，有的小朋友甚至排队等候看书，无形之间就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在那个经济还未复苏的年代，电视机尚未普及，看个电影几乎是天方夜谭，而《大刀记》连环画则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抗战时期德州人民的不屈精神，其影响不可估量。
　　到了80年代，连环画逐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郭澄清作品中的精神却没有消失，并一直延续并发扬光大。
　　由于《大刀记》连环画先于同名电影面世，所以连环画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也为后来同名电影的拍摄提供了素材参考。在当年的创作过程中，全体创作人员对每一幅画都做到“字斟句酌”“精心刻画”，从而使得今天我们再拿起这套连环画时，其视觉冲击力和艺术的张力依旧跃然纸上，可以说连环画让《大刀记》更富有了精、气、神。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大刀记》分三次出版发行。上集第一版是1977年2月，中集是1977年7月，1978年5月下集出版。改编和绘画标注的是德州地革委文化局《大刀记》创作组，没有标明印刷数量。从后来河北美术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 《大刀记》的印刷数量来推测，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印刷数量，绝对是一个让我们今天的作者感到咋舌的天文数字。
　　作为一部现代小说，在不到十年间，共有三个版本的连环画出版发行，可能也属于绝无仅有了。
　　《大刀记》在当时的影响，用“刮起了一阵《大刀记》旋风”来形容，绝对不是一句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