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霞
　　现在回想起来，耿老头那时并不算老，顶多四十四五岁的年纪。之所以称他为“老头”，原因有二：一是他在一大帮子年轻老师里面年龄靠前；二
是他的头顶溜冰场似的光，这在青春年少的我们眼里是个老头无疑。
　　最初，听人传耿老头神经有些不太正常，我们只是带有几分戏谑地背后称呼他为老头，慢慢叫顺了口，感觉叫他老头比称呼他老师还亲切，于是胆子肥的学生当着他的面也就这么叫了。他不跟我们计较，听而不闻，仿佛我们叫的不是他。
　　耿老头教我们音乐，音乐课上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上课伊始，教室里仿佛是个集贸市场：说笑声，打闹声，桌椅板凳的撞击声，热闹非凡。耿老头双手抄在袖子里，抄手是他的招牌动作，如果是夏天，他穿半截袖，无袖可抄，他也能模拟出一副袖子来。矮矮瘦瘦的身子像站岗的哨兵一样站得笔直，浓黑的眉毛上扬着，一言不发地任凭我们“自由贸易”，只是把他本来就够大的眼睛瞪得似铜铃似的瞪着我们。我们是不怕他瞪的，我们都把每周一节的音乐课看作是紧张学习的调料，他的这副神态只会引起我们更畅快的笑声。等我们“自由贸易”结束，再看看讲台上他滑稽的模样，就又会重新笑闹一番。但我们总有笑够闹够的时候，最后连我们自己感觉都笑闹得没有意思了，教室里才安静下来。这时，他会一如既往地说：“打开课本……”我们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嗷嗷叫着集体抗议：“不学书上的，教流行歌曲！”听到我们的抗议，他的眉毛拧成了蒜疙瘩，抄着手在讲台上来来往往地踱步，似在思考重大的哲学问题，走上三四个来回，最终会痛下决心地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咱可得说好，这节课教流行歌曲，下次可要学书上的乐理知识。”我们是管不得什么君子小人的，连声答应。到下次音乐课，我们还会故伎重演。
　　耿老头冬天一成不变地裹着一件军大衣，这在当时也不算太稀奇，稀奇的是他每到半夜必在室内跑操。我们听说这件事时已初三，初次听到我们又是一场大笑。待我们知晓他上夜操的原由时，我们就再也笑不起来了。
　　原来，学校给每个老师办公室都分有煤球，耿老师把煤球运回了家，办公室没有煤球生火，一床薄薄的棉被难以御寒，跑夜操是为了取暖。后来又听说，耿老师的妻子在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后，嫌弃耿老师做民办教师收入低，让耿老师辞职干别的，耿老师不同意，他的妻子一气之下就跟别人跑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由耿老师多病的娘在家照顾。我们再上音乐课，都出奇地安静，老老实实听他给我们讲授乐理知识，见到他也恭恭敬敬地喊他耿老师。
　　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耿老师。如果耿老师还健在，应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又是一个冬天，我想我的耿老师一定不会再半夜跑操取暖了，一定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