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军/文
　　德州著名地域文化专家张明福先生曾撰文说，明清时期在今陵城区范围内长期活跃着四个名门望族。其中石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就有石维屏。他曾官至顺天府巡抚督院（官职大体相当于今某省级纪委书记）。在任职地方官期间，他被当地百姓誉为：“循良称第一”，深受爱戴。卸任归籍后他又积极敦化、造福乡里，死后入乡贤祠，是陵城区古代著名乡贤之一。
　　一次偶然机会让我有幸结识了石维屏的十三世裔孙石永德先生。在得知我喜好研究地域文化后，石先生慷慨拿出珍藏族谱让我欣赏。这是研究石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非常宝贵。通过它，我们既可以看到石氏家族六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世系脉络，也可以深刻领略到其家族的血脉凝聚、道德教化。现不揣简陋，整理其中有关石维屏的重要记述，以飨读者。
　　溯源于河南的石氏家族
　　据石氏家谱记载，石氏家族的起源地本为河南汝宁府汝阳县。明朝永乐二年（1404）其家族迁陵始祖石善甫举家迁徙，历经辗转先是到临邑城南清凉店，稍作停留后又到了今陵城区神头镇后石家村。二世失讳迁回河南，三世石达通迁往莱州府。石氏家族定居下来是自四世石山河始，以农为业，世代相传。五世石瓒，六世石金，七世石献忠，均务农。石维屏为第八世。石维屏祖父六世石金号伊川，年少失祜，由母亲乔氏抚养长大。当时母子二人虽“茕茕婺孤”，但乔氏性情严厉刚烈，勤勉持家，家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石金也是辛勤劳作，不知疲倦，精打细算。石金妻子金氏十四岁便嫁到石家，不久便毅然承担起治家的重担，她非常贤淑，秉承勤勉持家的作风，相夫教子。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使得家业逐渐壮大，最终“里中称富饶焉”。可以说就是从石金这一代起石氏家族真正崛起。
　　优良家风和厚重文化底蕴的双重浸润
　　石金天性温良宽厚，纯洁善良，三十多岁时，尚未有子嗣。一次，他得了重病，危及生命，同族中有人对其家产虎视眈眈，母亲和金氏都非常担忧。其母乔氏宽慰说：“我们石家世代忠厚，老妇我半生辛劳持家，老天一定会保佑我们，后代一定有可光大我们家族的人。 ”不久石金的病就痊愈了，而且到了第二年，生了石维屏的父亲石献忠。石金与人相处，总是和颜悦色、谦虚礼让，即使路遇儿童，也要和他们行对等之礼。仆人有过错，从不轻易打骂。石金十分好客，远近皆知。如果客人不在饭点来，也要赶紧置办酒菜茶汤，以便让客人尽欢而去。当时许多贤达、豪杰都倾慕他的仁义，争相与其顷盖相交。因此，时人尊称他为“石佛”。石金深知“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道理，他十分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延请名师教导石献忠，对其寄予厚望。
　　石献忠号葵轩，二十岁就被选拔为秀才，而且是学子中最杰出者。他对待学业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常常闭门苦读，书房彻夜灯光闪烁。著名诗人邹颐贤在德州南城创建南湖书院，“集诸生艺课其中”。石献忠被邀请参与并以工于古辞文而声誉大噪。石献忠侍母至孝。其母金氏卧床不起，他日夜精心伺候，衣不解带，数请名医，还到祠庙里祷告祈福。金氏去世后，石献忠已累得形销骨立。石献忠喜乐善好施，好扶危济贫。若族人、亲戚、乡邻有困难，他必出手相助。族叔石万章家贫，但性刁钻，经常来索求，石献忠对其从不计较，每次都给予资助。乡人李松鹤因做买卖曾向石献忠借贷，但因经营不善，血本无归，打算变卖家产抵账。石献忠得知后立即烧了借据，终身不提此事。石献忠在乡里声望极高。大家评价石献忠宅心仁厚、平易近人，和古代的贤人一样，都以他为典范，对其礼敬有加。
　　爱民惜民、奉公守法的清鲠之士
　　石维屏（1573—1638）字邦鲜，号新周，石氏家族的第八代后裔。石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和厚重文化底蕴双重浸润了石维屏。他“生有隽材”，时人称“材性通敏，遇事觹解，不留行柄”，十六岁时便中秀才，万历庚子年（1600）乡试中举，第二年辛丑年（1601）联捷高中三甲第一百七十五名进士。不久朝廷授予他献县县令一职，但此时正值其父石献忠病重，所以石维屏不愿前往上任，一心只想在父亲身边尽孝。石献忠得知后规劝他说：“你还一点也没有报答君恩。我六十一岁，把孩子都教育得有名声，就是死了还有什么遗憾呢？你不要以我为念。你是个做官的，但像个书呆子，我不喜欢你这样……”石维屏只得去献县赴任。
　　当时的献县贫瘠而民风不正，出现很多脱逃赋役现象，许多穷人家子弟受鼓动也掺杂其中。加之当时“银贵钱贱”（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中国税法变化中重要的一环，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让明朝的国库再度充盈起来，被许多人称道。但实际上，一条鞭法的实行导致了明末“银贵钱贱”的现象，最终还是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这就直接导致府库空虚。针对此情形，石维屏下令百姓可以用铜钱缴税，不必再将粮食兑换成白银，并命令各级胥吏必须严格执行。此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府库开始充盈起来。同时石维屏还颁布了多项惠民政策，其中他疏浚了河道，繁荣了漕运贸易，给百姓带来实惠，深得民心。
　　献县有豪强横行当世，“骄塞法外”，之前的县令不敢管，上级官员则回避此事。一时间百姓苦不堪言，石维屏到任得知后，随即将他们逮捕一一法办，至此献县变得秩序井然，礼法有序，“郡有仪轨焉”。石维屏到任献县不久，该地遭受农灾，比岁不登，百姓生计艰难，“哺之而无饘”，甚至还出现了“易子相食”现象，石维屏对此心急如焚、殚精竭虑，他想尽一切办法为百姓筹措粮食，帮助百姓度过饥年。石维屏任献县县令六年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百姓给他“循良称第一”的极高荣誉。康熙《献县志》中称赞他：“秉性朴实，不媚上亦不虐下，美政班班未可枚举，吏治中盖不可多得者。”离任后，百姓在献县城南广济门外为其立生祠，香火供奉。
　　石维屏为官奉公守法，清廉于世。他从不收受他人财物，甚至是正常馈赠，“苞苴迹扫于铃阁，瘗鹿悬鱼”。他仕宦32年，田产不增。曾有数人劝其，对上级谄媚一点，如此便能平步青云。但他并不为此所动，依旧秉持着伉直高肃的性格，其“懿行难更仆，尽美无度”。他这种“清冽无点”的品行在满朝乌烟瘴气，贪腐成风的明末官场无疑是完全吃不消的，这也直接导致他的宦海命运多舛，有时甚至被“有修隙者”，“以弹章波及之”。但是石维屏一生始终坚守着“河润无方，水操自洁”的信念，绝不与当世奸恶者同流合污。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曾说过，“儒林身负三朝望，廉吏家余四壁风”，石维屏正是这样一位好官。他是在优良家风和厚重文化底蕴的双重浸润成长起来的清官循吏。他忠于封建王朝，坚决执行朝廷的方针政策，他做到了“上顺公法”。但他也“下顺人情”，他顺应民心，“为民”、“利民”、“恤民”、“裕民”。明中后期，朝政腐败，赋役繁重，加上官吏贪暴，豪强横行，冤狱遍地。石维屏能凭借他的道德良心和手中权力兴利除弊，打击豪强，公正执法，解救大众的苦难，这是多么得难能可贵。我们后辈应当学习他，赞美他，传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