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冀鲁边区艰苦的抗日斗争环境中，活跃着一支深受抗日军民欢迎的文艺队伍——燎原剧团，与《烽火报》《燎原杂志》一起，被誉为边区文化生活“三宝”。
　　剧团隶属边区文化救国总会，边区党政军领导和抗日军民都对剧团十分爱护。文救总会主任吕器亲自为剧团创作歌曲、编写独幕剧等，还常常到剧团来指导演出活动。
　　那时剧团有二十几个人，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娃娃，演出的节目丰富多样，有抗日的进步歌曲、扭秧歌、活报剧及《放下你的鞭子》《小放牛》等一类的小戏剧。虽然孩子们年龄不大，但演起来有模有样，唱起来字正腔圆，演出十分活跃。百姓战士们也都百看不厌，昵称他们为“孩儿剧团”。
　　一九四二年，春节刚过，十八岁的高光从盐山县城关来到乐陵县大桑树一带，找到冀鲁边区文化救国总会。文救总会的学术部长张洪泉接待了他。张洪泉大头方脸，长发浓须，不修边幅，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详细地询问了高光的身世，还翻阅了高光贴身带着的一本自写诗歌集《苦酒吟》。
　　诗集引起了张洪泉极大的兴趣，他仔细地看过后，拍着高光的肩膀说：“小高，到了抗日根据地，流血牺牲是家常便饭。但是，这里再也没有苦酒，更不需要呻吟，我们要高唱战歌去战斗，争取抗战胜利。”
　　说着，他双手插在棉背心的夹窝里，用雄浑的男中音，唱起俄语歌曲来。见高光没有听懂，又用中文重唱了一遍：“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你光荣地牺牲了。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第二天，张洪泉向文救总会主任吕器汇报了高光的情况。接着，总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王永礼把高光分配到燎原剧团。
　　高光一听要到剧团去工作，立时慌了，急着说：“王部长，我从来没登过台，见了陌生人就脸红，说不出话来，这工作，我干不了！”
　　王永礼一见高光的样子，笑了起来，说：“到剧团也不一定登台表演，你会写诗，可以编戏嘛。”
　　张洪泉在旁二话不说，一手拉着高光，一手提着包裹，来到了剧团。
　　剧团的张团长和陈指导员闻声出来迎接，小演员们也都拥上来，打量这个新来的伙伴。高光一看，除张团长和指导员陈琮比他大一两岁外，其余全是小孩子，自己一米七六的个子，在这群孩子当中，简直就像羊群里的骆驼，羞得他脸红到脖根。张洪泉一见，忙替高光解围说：“张团长，给你们请来了编剧，往后可要看你们的好戏啦。”
　　张团长简要地介绍了剧团的情况，热情地对高光说：“小高，你来得正好，剧团本来分散活动了一个时期，现在正集中起来整训，文救总会还布置了新任务给我们，一边整训，一边搞好驻地附近村庄的宣传工作。听说你能写诗，又会画画，你来了，就给剧团添了生力军。”
　　后来的日子里，除演出外，高光就带领小演员们，挨村挨镇地画壁画，写大字标语。写得最多的一条标语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画得最多的是：一个头戴破烂军帽的日本兵，在八路军的刺刀下跪着投降。写标语的笔是用秫秸秆绑成的扫帚，墨汁是黄泥浆加锅底灰拌的泥汁，有时还用石灰水。
　　尽管白天演出和宣传已经让大家精疲力尽，但一到夜晚，大家又精神焕发，纵情地唱个不停。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句歌词也不会唱的高光，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光荣的牺牲》等。《光荣的牺牲》就是张洪泉在高光刚来时给他唱的那首歌。
　　高光在日伪军残酷统治下的盐山生活了五年，心情压抑太久，所以总喜欢唱《囚徒之歌》（高尔基作）。
　　指导员陈琮和他的妹妹张维路还经常演唱几首“悄悄曲”，只供几个大孩子“内部欣赏”，是些20世纪30年代进步电影中的插曲，有《大路歌》《桃李劫》《再见吧，南洋》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地唱几首给大一点的演员听，以开阔眼界。
　　张维路十五六岁，脸白皙而丰润，鼻梁高而端正，长着一双深沉的大眼睛，讲话跟唱歌一样，轻柔娴静。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演员，而且是剧团的“女管家”“大姐”，给每个孩子缝补衣裳，照料每个人的生活，脸上常挂着温暖的笑容。但是残酷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她最后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倒在工作岗位上。
　　（摘自《乐陵抗战那些年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