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文华
　　我平时不怎么吃红薯，小时候吃红薯吃怕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蒸熟的红薯代替馍当干粮充饥，以补粮食之不足。大集体时期，生产队每年栽种几十亩红薯，每每收获分配，一次几百斤。各家都有红薯窖，从冬储藏至春。秋季开始蒸红薯吃，一直到春季，几乎每顿饭都要吃红薯。上学读书，下地干活，衣袋里揣一两个红薯，肚子饿了就吃，吃腻了，还得吃。红薯吃得我肚子起胀，胃囊发酸，看见红薯，我就心里犯嘀咕。
　　那时候粮食紧张，不吃红薯就得饿肚子，不爱吃，也得硬着头皮吃。
　　开春，社员从红薯窖里取出储存的红薯育秧。土坯垒砌的苗圃里填上晒干的骡马粪，红薯埋入粪土中，既保暖又营养。初夏，秧成。取秧有两种方法：一是从红薯母体上拔秧。秧苗在母体上长有须根，拔秧的好处是秧苗自己带着须根，栽种容易成活，薯蔓长得长，红薯块根大，产量高。拔秧结出的红薯，个头大者如牛头，小者亦如钵碗，蒸时需切碎，蒸熟后肉质稀松，不面，亦不好吃。二是剪秧。用剪刀将秧苗从母体上剪离，去除须根。剪秧栽种之后，若遇干旱天气，成活率就很低。剪秧生长缓慢，蔓短，薯块小，细长，产量远低于拔秧。剪秧结出的红薯，又面又瓷实，好吃。但，生产队却年年都拔秧栽植红薯，以薯代粮，当然产量越高越好。
　　暑期，长长的红薯蔓相互交织，密集地爬伏在地上。葱茏的薯蔓薯叶将土地严严实实地罩住，绿汪汪一大片，生机勃勃。红薯开花，密实的深绿色叶蔓上点缀粉红、白、紫数色花朵，亦十分壮丽。这个时候，红薯的蔓节，长出须根扎入土中固蔓。须根损耗养分，为了让主根结出大红薯，需隔段时间翻蔓，扯断须根。翻蔓的活路简单而轻省，承担这项工作的，常常是孩子们。暑期的日头毒辣如芒刺，红薯地里没有遮挡，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几回翻蔓过后，就被晒得像非洲人一样。
　　为了变换口味，母亲用红薯熬凉粉。红薯切片晒干，在石磨上磨成面粉，大铁锅里熬煮，像打搅团一样七十二搅，粘稠明亮之后，舀入盆中，冷却即成凉粉。油泼辣子炝醋水，红薯凉粉，润滑爽口，解馋。
　　邻队一位老人会用红薯挂粉。这个队每年冬天挂粉，以备过年之用。腊月里，刚出锅的红薯粉挂在场圃的铁丝架上晾晒，软噜噜的，冒着热气，十分诱人。我们潜伏在场圃周围，趁着无人时偷吃热粉。粉条晒干之后，不煮，根本嚼不动。刚出锅的热粉，好嚼又劲道，饥寒交迫，偷吃热粉，无疑是我们一年尽头的饕餮盛宴。
　　如今新中国成立70年了，人们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吃饱，吃得越来越好，更追求养生健康绿色。但是和我同辈的人并没有吃零食的习惯，不是不好吃，而是在成长印记中，零食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毕竟在物质不充裕的时期，吃饱饭才是头等大事，谈零食太奢侈了。那时候，谁家的父母要是能给孩子买块糖，那个孩子绝对能成为街上最靓的仔。非要说有什么零食的话，基本也就是些农副产品了：应季的蔬菜、野地里的野果、树上的榆钱儿甚至也都能成为零食，红薯这个天天见、日日见的东西，在如今也穿上了包装，成了不少干果店推销的零食。
　　每次看到它，我都会心里升起一阵子感慨，像见到老朋友一般亲切。如果红薯也可以说话，我想跟他唠嗑，聊聊这越来越好的日子，和这花样越来越多的吃食。我想，他也是如是感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