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伟
　　菊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源自我国，栽培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礼记·月令篇》云：“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就是说，菊花盛开于金秋，花呈黄色。而屈原的名篇《离骚》也有提到“夕餐秋菊之落英”，即采摘新鲜的秋菊花瓣放到嘴里咀嚼。那古人为何食菊呢？这是因为“菊花味苦平，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除了鲜食与泡茶，古人也有用菊花酿酒和入药的传统。早在汉代，宫廷与民间就流行采菊花茎叶和黍米酿制“菊花酒”，又称“长寿酒”，当做滋补圣品，相互馈赠。而三国时期的蜀人也有直接将菊花入药的习俗。可见在晋代以前，古人药食菊花已是普遍现象。而彼时，菊花不过是“路边的野花”，在花的“江湖”中，只是一“草根”而已。
　　如果没有遇见“知己”陶渊明，菊花或许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可有时候命运的转折就在一瞬间，只因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的“花”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这位曾誓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逸诗人之祖，在弃官归隐之后，农忙劳作，闲时喝酒，赏花吟诗，而花中偏爱菊，觉得菊花像极自己：不争春色，独自盛开于寒秋，隐逸、清高。并为此写下了“秋菊有佳色，裹露掇其英”“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等诸多颂菊的佳句。就这样，在陶渊明诗词的加持下，原本只做药食的菊花忽然拥有了自己的品格，或者说，是陶渊明的品格：超然物外、坚贞高雅、恬淡悠闲。世人皆仰慕陶公人品、才华，而陶渊明独爱菊，故而看到菊花自然而然就会想起他。自此，菊花凭借名人成功“上位”，跻身于“名花”之列。
　　而南朝诗人范泰的一首《九月九日诗》——“篱菊熙寒丛”，偶然间将菊花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不想竟开了“重阳菊花诗”的先河，由此延至唐宋，此类题材的诗词，形成诗歌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意象。先有如初唐诗人崔国辅的一首《九日》，借着陶菊、重阳，思乡念友的同时也抒发了旷达的人生态度：“江边枫落菊花黄，少长登高一望乡。九日陶家虽载酒，三年楚客已沾裳。”中有盛唐诗人的反复吟唱——“待到重阳节，还来就菊花”，菊花的地位愈发巩固，甚至于有诗人将重阳称作“菊花节”——“从来菊花节，早已醉东篱。”后有晚唐大诗人白居易的重阳诗，借助露菊、东篱、陶家等意象，表达了对陶渊明悠然自得、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的强烈共鸣——“霜逢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得益于诗人们的热情讴歌和点赞，至唐末宋初，“无菊非重阳”遂成风气，作为重阳节的代名词，菊花傲然稳坐头把交椅。
　　然菊花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自有其过“花”之处。秋菊其花“色艳群英”，其香“芳熏百草”，其品“清寒傲雪”，深得历代文人雅士的喜爱。比如“甄嬛传”里的才女沈眉庄，平生素喜菊花，最爱的一句菊花诗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其文即出自宋末爱国诗人郑思肖的《寒菊》，表达了作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正气，忠君爱国、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再如大诗人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虽寥寥数语，却传达出其活在当下、豁达通透的极高觉悟与境界。而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婉约派词人李清照，也借用黄菊花做比，道尽了一个少妇独守闺房的种种情愫——“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