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时下网络流行语言一样，“工分”就是上世纪大集体时的产物。
　　“工分”是由生产小队（组），向社员发放或由记工员记载出工和参加夏秋分配的凭证。由队长发放的是面额不等的工分票，记工员则是将当天社员早晨、上（下）午实际出勤，在“工分本”上记载下来。我们那一带一般是10分为一个日工，早晨2分、上（下）午各4分。
　　而 “社用工”，是由生产大队（村）跨过小队，抽调社员从事全村性工作（程）时，专门开具与小队工分等值的劳动（出工）凭证。就如同当年的粮票，有全国通用的和各省（市）专用的。当时的大队干部全年记“社用工”，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民兵训练、护秋保卫、代表大队应承公社的劳务事项，都是以天数核记为与小队工分等值的“社用工”，并参加本小队的年度分配。
　　我自上初中开始，就是两个“农忙假”组织本村学生为大队效力的“头头”。或护秋“站岗”、或到树苗地（林场）帮工。一个假期下来，根据每个学生的表现，分别给予塑料皮笔记本、圆珠笔、带橡皮铅笔、作业本、奖状之类的“大队级”奖励。而我，由于大队领导的厚爱，除了享受奖励之外，有时候还能挣上几十乃至上百的“社用工”。
　　我很幸运。早在我高中毕业前夕，大队领导就为我“内定”了副团支书、副民兵指导员的“官衔”，紧接着又为我争取了到公社 “菌肥厂”上班的名额。整整装装地挣“社用工”，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每月享受10元的生活补助、外加每天10分的“社用工”的“菌肥厂”，因为处所是在公社粮站，从而使整个“福利待遇”有了额外的“含金量”：首先是粮站的邢站长，见我们四个来自农村的小青年，背着玉米面上班吃免费加工的窝头于心不忍，就让我们带着玉米换成粮票添点钱吃上了馒头。再就是，我们可以在隔三差五在避开胖子（警卫）的情况下，偷吃到当时十分紧缺的花生。开始时是从宿舍前10多万斤的花生米垛上取，后来又吃未加带皮“小长果”。
　　好心的粮站员工间接地告诉我们：吃食“国库”花生的话绝对不能向外人透露，一粒花生米也不能带出大院，违规就是“盗窃国库”性质的犯罪。是啊，当时10分“社用工”的分值，也抵不上一把花生米呀。好在粮所所存花生要通过棉厂榨油后，再将饼、油分别库存和转出，微不足道的损耗就全部消化在了公认的范围之内。
　　担任民办教师后，享受的是每月2元的教育“工资”、每天10分的“社用工”。另外，每晚看守民兵连的 “枪库”，还有第二天2分的“社用工”补助，一年到头连下雨阴天、节假日都在记“社用工”。到我自己都嫌挣得太多之后，有空就到自己的小队上参加义务劳动。
　　也该着我有挣 “社用工”的缘分，在公社文化站除享受了五、六年的 “社用工”待遇、直至责任制 “工分”消失，我还享受着货币化了的每年两季 “顶河工”、抵提留款的待遇。为体验河工生活，我还先后两次请求公社领导随 “营部”上工，在齐河务头完成任务后，除得到了一次公费游省城的机会外，还以货币化的河工钱，买了一块思谋多年的 “大上海”手表。
　　生产责任制淘汰了 “工分”，“社用工”也随之消失。而我，对记载过我脑 （体）力、个人情感付出的 “社用工”，则已牢牢地留住在了我的心里。
（市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