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看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我联想起了自己为 “跳农门”苦苦奋斗十三年的经历。
　　与孙少平相比，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1972年底高中毕业时，父亲虽然只是村支部委员了，可凭他担任高级社长、村支书多年的资历，特别是任主要职责时对小青年们的无私提携，时任村主要领导的年轻干部，对他都非常的尊重。在我面临毕业还没有离开学校时，村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民兵连副指导员的职务已“内定”到了我的头上。
　　接二连三的开会学习、参加县里的 “批林批孔”培训、大小会发言、给母校在校生作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报告、为全村基干民兵 （团员）连续宣讲长篇小说 《海岛女民兵》、创办图书室、看守存放好多枪支的民兵连部、组织带领放假后的学生护秋保卫和参加林场劳动……可以说，在当时的村里我算得上是同龄人中独一无二的 “娇娇者”。
　　可是，在当时还没有电的农村，夜显得格外的长。我在民兵连部的泡子 （煤油）灯下，时常在近乎 “贪婪”中谋划着自己的人生和梦想。我想到过低等的挣钱门路：学镶牙、照相或修收音机；我想到过中档实惠的：当民办教师、代销员和 “赤脚医生”。我想到过比较高远的：到文化馆、电影院和书店上班。随着农村知识青年可以通过推荐上大学新途经的出现，使我在看到“跳农门”曙光的同时，也坚定了通过自己的奋斗，付诸“圆梦”行动的信心。
　　在村里呆了不长的时间，民办教师就有了空缺，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每月2元 “工资”的民师。不知是村小学的三位 “资深”老师出于什么考虑，我一上任就将三、五年级的复式班的30多名学生及全部课程都交给了我。语文、算术两门主课每天都有五六节，先给一个年级布置下作业稳住，再给另一个年级讲。一整天不住嘴地讲五六个课时，再加上政治、常识和处理学生间的矛盾纠纷，一天到晚搜肠刮肚的语言输出真有一种掏空了肺腹的感觉。上任一个月体重就减了十来斤……
　　1975年的夏秋时节，高中毕业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近三年的我，满足了可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条件。杨炳光助理以我在大队民办教师岗位干得出色为由，在顺利通过大队级的推荐之后，亲自带领五个学区的总校长，在我们村以我的全套推荐表格为蓝本搞试点培训 （即现在常说的 “现场办公”）。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把我作为 “种子”选手，全部的材料和草表均由他们商定统一的格式。并以此作为样板，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学区，套用到全公社所有被推荐人员身上。初期工作结束后，杨助理又亲口对我说：“好好工作，今年全公社只要一个男的，也保准让你先走。 ”
　　很快正式的推荐招生表格就发下来了，按照已折腾过几次的草表填完有关项目后，为表示对组织的忠诚，在 “主要社会关系”一栏，我写下了舅父有 “敌我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历史问题。漫长的等待过后，一纸不包括我的名字在内的 “榜示”赫然贴在了公社驻地的十字街上。杨助理急了，依仗与公社书记的同学特殊关系说： “咱们公社太没正事了，刷下他 （指我）来肯定是有人搞了阴谋诡计！”也正是由于杨助理的那次为我争辩，才使我在公社主要领导的心目中有了较深的印象，并由一个普通的民办教师，有机会走进公社大院，当上了民办公助的公社文化站长。
　　后来，从并非权威方面传出消息称，说当时如果我不写有个舅舅，凭着全公社最高规格的推荐意见，我极有可能是上省城大学的政治系。几字之多，使得我终生与高等学府无缘；一念之差，使我在 “临时工”的岗位上又苦苦挣扎了整整十年。诚实没有错，可就这一点点最起码的诚实，却影响了整整一生的政治前程。
　　十年中，我又痛失了招工指标被挤占、社来社去上大学 “被弃权”、高考初选后被未婚妻母亲“闹黄”、参加会计考试成绩优秀被熟人告发等“跳农门”机遇……
　　1985年，省里发文要通过文化考试从文化站长中选聘干部，我以全县考试成绩第一入选后，直接选调进了县文化局。十年没跳出，一跳圆了招工、转干和进县城三个梦。
　　痛失了十年，在20岁到30岁的年龄段上，我在名为文化站长、实为 “使唤丫头”的岗位上，先后为七八任公社书记 （主任）、上百位公社党委成员和县城部门领导沏茶倒水，却没换来为我“跳农门”提供的一丝帮助。在公社大院10年的苦苦地挣扎、苦苦地等待中，我想像不出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究竟失去了多少？
　　站在感恩的角度上我时常想，要不是1975年杨助理因我上大学的事情，与公社书记撕破脸皮的争吵，我极有可能要老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能不能干到民师转正也是在两可之间。我能得到跳出 “农门”的机会，多亏了那位没抽我们家一支烟，没喝我们家一口水的杨助理。 （市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