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然
　　1980年6月至1981年2月期间，我从德州地委纪委被选派到中央纪委帮助工作。40多年来，每每回想起那段时光，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成长的喜悦和深深的眷恋。它给予我的宝贵财富一直伴随着我，在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当年，我接到要派我去中央纪委帮助工作的通知时，深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按要求我先去了省纪委，由省纪委信访处处长从林同志向我交办了去中央纪委帮助工作的相关事宜。她向我简单介绍了情况：原来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不久，人手少，面临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其中一项就是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因为信访量过大，人手短缺，很多信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因此，中央纪委决定采取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选派干部轮流进京帮助工作的办法。她告诉我，这次去帮助工作的地方是中央纪委信访室，山东选派了我和济南市纪委信访处副处长于滨邦同志。她特地嘱咐我：“小陈，这次去中央纪委帮助工作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要注意向中央纪委的同志们学习，服从领导安排，圆满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谈话结束后，她给我开具了工作介绍信，并交待了报到的详细地址。
　　6月26日上午10时许，我提上一个装着日常生活用品的帆布提包，乘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北京，心中满是激动与憧憬。列车在轨道上飞驰，窗外的景色飞速而退，而我的心却早已飞到了北京。下午3时许，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我迫不及待地走下火车，眼前的一切让我瞬间沉醉：古老的建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庄严肃穆，那红墙黄瓦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厚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气息，那是属于北京的味道，古老而又新鲜。我站在那里，望着远方，心中充满了期待。我知道，这里将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旅程，此刻，就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委常务委员和委员。中央纪委恢复建立时还没有统一的办公地点。办公厅、研究室等综合部门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大楼，案件检查、审理等业务部门在西单北大街中央组织部办公楼，信访室则位于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7号和敬公主府（简称7号院）。我走出北京站，乘104路无轨电车到达宽街站下车，然后沿张自忠路向东步行大约1公里，就到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的办公地点——和敬公主府。
　　和敬公主府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乾隆皇帝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1731年一1792年）的赐第。民国时期，公主府被军阀占用，成为段祺瑞政府办公场所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府邸成为中央机关办公场地，院内建有一栋青砖灰瓦的三层办公楼，当时由中央纪委信访室和中央纪委招待所共同使用。我来到中央纪委信访室，交上组织介绍信和党的临时关系信。综合处张清华同志给我安排好住宿，领着我买了饭票，她对我说：“一路上很辛苦，今天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上午再过来，和领导、同志们见见面，给你安排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和于滨邦同志到中央纪委信访室，与信访室领导、各处的同志们分别见面后，被安排到了来信处工作。当时中央纪委信访室主任是李坚（中央纪委委员、副部级），副主任有三位，分别是张顺、张珉和曹思恒。信访室下设综合处、来信处、来访处，综合处长靳玉德（后来任中央纪委办公厅主任、商业部纪检组长），来访处长刘锡奎（后来任中央纪委行管局副局长），来信处副处长顾敬业（后来任局级检查员）、徐岚（在“两案”办公室）。我的工作是负责办理一个省的群众来信，因刚来不熟悉情况，华东组组长张孝泰同志就带着我一起工作，一周以后他看我基本熟悉了，就放手让我独立工作了。
　　当时，党和国家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政治领域，一方面大力推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认真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狠抓党风建设，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各地群众信访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我分管的那个省每月的来信就有几百件。对于群众来信，我首先要做好登记，认真阅读来信内容，然后根据情况分别进行办理。对反映一般性问题和不属于纪检工作范围的来信，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转交有关部门和下级纪委处理；对反映问题比较严重、内容翔实的来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发函要结果的办法，责成有关纪委进行调查处理，并向中央纪委信访室报告处理结果；对反映中央管理干部的问题、重要的案件线索或一些突出的、倾向性的重大问题，做好来信摘报，经处、室领导审定后报中央纪委、中央领导批办。在帮助工作期间，我提交的来信摘报，有多期得到了中央纪委领导批办，使来信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处理。在工作中，我坚持对受理的群众来信情况，每月进行一次综合分析，形成报告后上报处、室领导。这一做法得到领导充分肯定，在有关会议上对我进行了表扬，我写的分析报告还两次被加上编者按，在信访室内进行了印发。
二
　　在中央纪委帮助工作期间，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中央纪委就商业部部长王磊到丰泽园饭庄违规吃喝发出通报，并予以严肃批评。1980年7月12日，北京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给中央纪委写信，反映商业部部长王磊多次到饭庄吃“客饭”，少付钱、搞特殊化的问题。负责办理北京市来信的同志接到举报后，及时作了来信摘报，报送中央纪委、中央领导批办。不久，中央领导对摘报反映的问题作出批示，中央纪委责成北京市纪委筹备组调查核实，结果证明陈爱武反映的问题属实。经查，自1977年以来，商业部部长王磊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以1980年吃的两次存有的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有124.92元，而他却只付了19.52元。对这些职高权大的“特殊顾客”，丰泽园饭庄的职工意见很大。为了纠正违反《准则》的不正之风，中央纪委就此事发出通报，严肃批评了王磊以权谋私的错误行为，对陈爱武敢于揭露问题、向不正之风作斗争的精神，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商业部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王磊的错误；王磊也对此作了检讨，退缴了多占的饭费。《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对此事作了公开报道。
　　此事的处理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黄克诚同志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舆论监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有什么不好？”通过这一事件，我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党中央端正党风的决心。
　　第二件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简称“两案”）主犯。关于“两案”的审查处理，在中央纪委牵头下，成立了有中央纪委、中组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原总政治部领导参加的“两案”审理小组，并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后来，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此案进行公开审判。审判工作从1980年11月20日开始，前后42次开庭，完成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全庭评议后，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宣布判决：除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名主犯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外，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其他案件主犯也都分别被判处了长短不等的有期徒刑。每次开庭都有部分中央纪委的同志到特别法庭列席旁听，由于来信处副处长徐岚同志在“两案”办公室工作，给信访室也送来列席旁听票，我有幸到正义路公安部大院内特别法庭两次旁听了庭审，亲眼见证了这场庄严正义的审判。
　　第三件事：聆听胡耀邦同志重要讲话。1980年11月14日至29日，中央纪委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精神座谈会。会议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讨论进一步严肃党纪、坚决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问题，提出端正党风的要求和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和中直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山东省纪委的参会人员是副书记祝剑峰同志。会议期间，我和于滨邦同志前往京西宾馆看望祝剑峰同志。这时，我接到爱人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她已到了预产期，叫我请假回去照顾。我向信访室领导请假后购买了11月26日的火车票。25日下午我向顾敬业处长辞行，他说：“焕然同志，刚接到办公厅通知，明天上午耀邦同志到座谈会上讲话，中央纪委的全体干部都参加，机会难得，你是否去听一下？”我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跑到北京火车站将车票改签至11月27日。11月26日一早，我们在单位集体乘车前往京西宾馆，会议在京西宾馆小礼堂举行。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主持会议。胡耀邦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对搞好党风的三条重要意见：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抓，永远抓；纪委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必须实事求是，查清问题，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接着，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央纪委成立以来的工作，要求全党要深刻认识抓好党风的巨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党风抓好，我们党就一定能够以更高大的形象出现在十亿人民面前。他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对照《准则》认真检查，特别是认真纠正那些群众意见大、最不满意的不正之风。胡耀邦同志的讲话铿锵有力，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我听后深受启发，更加坚定了搞好党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三
　　进京帮助工作期间，中央纪委机关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对我产生重要影响，使我深受教育。刚到中央纪委机关时，看到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互称同志，我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原来在基层工作时，见到领导往往称某某书记、部长、科长，来到新的工作环境开始时我还有点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对于这段经历，我有几点深刻的感悟：
　　中央纪委机关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健全。当时还是每周五天半工作制，每个周六下午是党员活动日，党小组成员一起过组织生活。信访室及各处领导到自己的党小组和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思想，中央纪委领导也不定期深入到党小组参加活动、听取意见。记得我所在的党小组，中央纪委常委帅孟奇、李之琏等老领导都来参加过小组生活会。
　　中央纪委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政治学习。凡是重要的文件，都及时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按照规定，每周一、三上午是自己看文件学习的时间，每个干部可自行到办公厅阅览室阅读学习文件。这其间，我还到中央党校、人民大会堂、中央组织部礼堂等听过专题报告。
　　中央纪委的领导和干部民主作风好，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关心同志。有些老同志是“文革”后恢复工作才到中央纪委工作的，很多人头发都白了，有的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们的工作态度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待人谦和，见了面都是主动先和我们打招呼。中午用餐，无论领导还是一般干部，一律排队在窗口买饭。有一次，中央纪委副书记马国瑞（1915年—2005年）来信访室研究工作，结束时正是中午下班时间，他站在楼梯口和同志们一一握手问候，等大家都走了他才离开。信访室主任李坚（1918年—2018年）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担任过德州地委副书记。我因工作去过一次他的宿舍，一个副部级干部住在两室的小房子里，家中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冰箱，家具陈旧，生活非常简朴。60多岁了还坐机关班车上下班。信访室的领导向下级交办工作时，都是以商量的口气，亲切和蔼，从不颐指气使。外地进京工作的同志周末不能回家，室、处领导每次都会询问我们星期天怎么过、有什么安排，想法给我们组织一些活动或提供便利，让大家过得充实些。
　　那段岁月已过去多年，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的人生长河中，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它不仅让我的工作能力快速提升，更在思想上给予了我深刻的洗礼，使我经受了锻炼，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站位高了，眼界宽了，为日后长期从事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者为德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