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付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升华，对新时代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着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董仲舒是西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长期影响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意识，对于党员干部强化为政之德、提升个人修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
　　大德，即大的道德修为。大道、大德、大作为，是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明大德，要求领导干部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任何岗位都能为国谋利、为民谋生。
“天人三策”与“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心怀“国之大者”。“国之大者”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要事。向精英学习，向先辈学习，向历史学习。就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这件事，可以从中看出这位先贤是如何思考谋划“国之大者”的。
　　汉武帝即位后，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现实矛盾、实现长治久安等问题，向他的高级官吏和贤良之士征求意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史称“天人三策”。三篇策文，二十一问、二十一答。从天人关系入手，通过总结自然规律和历史经验，提出了系列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主要包括：
　　一是解决施政原则问题，法天行道，德主刑辅，这一原则历代通行，至今未变。二是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得民心者得天道，得天道者得天下。三是解决官吏选用培养问题，举荐人才、设立学校，保证官吏素质，历代实行，成效显著。四是解决思想统一问题，“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五是解决官民矛盾问题，“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上“天人三策”时，董仲舒的职务是博士官，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可谓身在兵位，胸有帅谋，其思想之深刻、视野之宽广、见解之独到，令人钦佩。三篇对策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有的政策推行了两千多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读《汉书》者，少之；读《汉书》不知“三策”者，无之；知“三策”而不受影响者，无之。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正谊明道”即为“天人三策”中的内容，已做成牌匾，悬挂于庙宇、殿阁、书房的门楣或墙壁，作为修身处世的警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学习董仲舒的“三策固本”的思想内涵，党员干部观大势、谋大局自然就是分内责任，就是必不可少的政德修为了。
　　说到谋大局，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一句话妇孺皆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观念至今仍然适用。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生于斯，长于斯。每个人对周围环境和人群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性，同时也要爱护这片土地，热爱这方民众。作为党员干部，对于家事国事天下事，更要时时关注、事事关心，随时准备着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了解大局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位置，才能知道前行的方向。胸中有大局，就能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与大局联系起来，工作起来，有方向、有意义，有章、有法，有轻重缓急，能得心应手。
规劝刘非与树牢政治意识
　　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凭一时兴起，更不会感情用事，这是共产党员“明大德”的重要内容。
　　上“天人三策”后，董仲舒被汉武帝派到江都国（今扬州市），给易王刘非当国相。西汉初年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汉景帝七国之乱后，中央政府逐步收回了诸侯国的官吏任免权、财税权和司法权，此时诸侯国的国相由中央任命，国相相当于今天的省级正职，代表中央治理地方。但诸侯王毕竟是一国之主，又是皇帝的亲人，在自己的封国内，国相的地位就很尴尬。这就造成了诸侯王与国相关系的复杂性，矛盾不可避免。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一介武夫，为人粗暴、蛮横，与他相处，董仲舒更加小心谨慎。
　　一次，刘非对董仲舒说，齐桓公建立霸业，有什么疑问依靠管仲来帮助，今天我也有个疑问，需要你来帮助。他说，越王勾践建立霸权，依靠了两个人，范蠡和文种，越王勾践和范蠡、文种三个人是不是古人所说的“仁人”呢？
　　董仲舒一听就警觉起来，这是要他来辅助刘非建立霸业，对抗中央政权。董仲舒主张“大一统”，反对国家分裂，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就是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非分之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取非分之得，致力于推行德教，感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向好，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在孔子的弟子家中，即便是几岁的孩童也羞于提到春秋五霸，因为春秋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被真正有道义的人嗤之以鼻。这番劝说让刘非打消了称霸独立的念头。
　　这是大是大非面前的一次考验，展现了董仲舒高超的政治智慧。这样的问题我们党员干部也能遇到，但今天的我们，面对的情况比董仲舒遇到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这就需要党员干部提高政治鉴别力，善于识破政治陷阱。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被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被各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所欺骗。
　　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最核心的问题是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场，就是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面对复杂局面和矛盾问题时，要分清大是大非，始终忠诚于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不会站错队、走错路。
大同社会与坚守理想
　　同我们今天要实现中国梦一样，建立大一统的盛世国家，是董仲舒念兹在兹的政治梦想。严格来说，是恢复或重构“大一统”的盛世国家，他理想中的大一统盛世社会是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统治时期。他多次描述那个美好的社会图景，“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在他的描述中，整个社会的治理达到了令人向往的境地，吏治严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万国来朝，轻徭薄赋、百姓晏安，教化大行、民风淳朴。
　　但董仲舒的理想是建立在历史退化论基础上的。那个时代，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知还很肤浅。夏朝之前的历史因没有文字记载，知之甚少，以至于司马迁反复感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董仲舒能较为明晰考证的，就是夏朝以至西汉的历史。夏、商、周、秦、汉几个朝代，时间虽近两千年，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总体趋势还不明朗，内部结构和矛盾暴露还不充分，董仲舒只能以自己有限的视角，来总结历史发展规律，通过想象来规划历史的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没有跳出他的儒学宗师孔子历史退化论的窠臼。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认为最美好的“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在远古时代，属于三皇五帝之世，后来由于“大道既隐”、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社会坠落到了小康状态，属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治理成果，再到后来，由于礼崩乐坏、天子式微、诸侯并起，则出现了混乱之势，即春秋时代。以这样的历史认知来规划社会理想，只能把努力恢复曾经的历史荣光，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
　　董仲舒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共同的理想追求，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其核心内容是“天下为公”，被孙中山先生经常引用和书写，也表达了他的理想社会观。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表述，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也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和长期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从目前人类对社会发展轨迹规律的认识来看，根据人们的美好期望、科学论证，在能够预见到的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是科学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是与空想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相对而言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建立起一套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高成果，是激励共产党员奋斗追求的美好愿景。
　　对共产党员来说，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种高级精神活动，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我们党百年历史来看，不管是夏明翰，还是“后来人”，历经坎坷和磨难，多次面临生死存亡和严峻考验，但初心不改，使命如山。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土地革命时期的五次“围剿”；“文革”时期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扰乱，给党造成了生死存亡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百折不挠、越挫越勇，不断成熟壮大，靠的是心中的理想信念。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极其复杂，作为一名党员，会时常面临理想信念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作者系德州董子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