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并以此建立自己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言说孤独、寄托乡愁、探究生命，可以察观世事、指点江山、纵横时空，也可以什么也不做，就是谈情说爱、浅斟低吟、听雨观雪……《隆冬时节我们去割芦苇》这部小说集就是丰文茂与故乡彼此对视、相互碰撞的精神产物，是其个人情感、历史意识和人生愿望凝聚、生发的艺术结晶，当然也是其以审美范式建构一种“他处生活”的努力尝试。
　　乡愁是一种人类共有经验。阅读丰文茂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这种来自鲁西北大地深处的、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乡愁意识。因为故乡之于丰文茂，不是莫言、贾平凹那种身在异乡、心在故乡的分离式体验模式，而是身心都在故乡的近距离体验方式，因而其对乡愁意识的表达和对故乡形象的描写就多了一些写实的成分，少了一些虚构的因子。我完全相信，丰文茂所描写的那些历史影像和人物形象大都有着确切的来源，所虚构处也许仅仅换了一个姓名，改了一处地点或者修正了一个细节而已。这种有点类似“地方志”式的写作，不仅复活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也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景。
　　丰文茂所聚焦的，仅是某种历史境遇中的故乡人物和人生经验，既不接通当下，也不连通未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审美选择。他在封闭性的经验书写中，以儿童（或少年人）视角进入那段历史和生活中，既书写成人世界里的人和事，也揭示宏大政治背景下的社会之痛和人性之恶。尽管我们明显感到作家叙述情感的客观冷静，不随意臧否所言之人和所述之事，尽由文本语境自动呈现其价值倾向，尽由读者自由裁判其功过是非，但是，我们从《狗殇》《我的果树园》《演戏》等文本中清楚地体验到“文革”历史的荒唐性和非人性，从《年关》《意外的收获》《中秋》等篇目中感悟到了物质极度贫乏的年月里普通人生活的艰难处境和无可奈何的命运际遇，从《隆冬时节我们去割芦苇》《鬼哥轶事》等作品中读出了膨胀的个人权力对美好人性的戕害。这也都说明，丰文茂的故乡之旅走得并不轻松，不妨说，乡愁是暂时的，沉思是永久的。
　　文集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涉及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主义”“反革命”“四类分子”“忆苦思甜”等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语时常出现于文本中。然而，作为宏大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历史事件被作家推至幕后，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个生活场景、一位位悲剧性人物、一场场民间喜剧或一幕幕伤心的往事。这种以小事件、小场景反映大时代、大主题的表现模式，不但避免那种概念化、模式化的说教口吻，也避开了同类题材写作的同质化倾向。如果说《洪水来了》《演戏》《拔草》等作品还局限于历史的写实性，或急于再现某种生活场景而致使艺术性尚欠缺的话，那么，《吃公粮的驴》《狗殇》《意外的收获》《我的果树园》《隆冬时节我们去割芦苇》等作品却以艺术的方式进入到了历史内部和人性深处，给人以深刻的阅读印象。一个个悲剧主题，都在一个个乡间小人物的命运遭际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这类作品的情感含量、主题意蕴和接受效应，都要强于前类作品。
　　在艺术上，丰文茂的小说也有几点值得珍视。一是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鬼哥”作为好几篇小说的主人翁，被作家塑造得有血有肉，无论言行还是命运遭际，都非常独特，让人过目难忘。二是以故事情节结构小说。很明显，他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颇为讲究故事的吸引力和情节的起承转合。这些鲁西北小乡村里的故事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朴野色彩，既原汁原味，又无比新颖。它们一经作家的艺术加工，更显其民间魅力。三是非常注意细节的经营，尤值一提的是，其小说每到结尾处，总能以极为简洁的文字营造一种意境，而给人以余味。比如，“我没本事让孩子们吃上公家饭，但我终于让我养的驴吃上公粮了。”（《吃公粮的驴》）“在村边路口上，风雪之中，一个人塑像一般站着。娘已经等我们很久了。”（《意外的收获》）“鲜血顺着槐花姐的裤管流出来，已经淌满了一地。”（《隆冬时节我们去割芦苇》）这些细节被置于小说的结尾处，或以情感人，或以意境给人以余味，或以落差极大的对比给人以阅读冲击。四是人物对话描写也多有精彩之处。这种话语夹杂着鲁西北地区的方言词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蕴含着丰富的生活情调，而且，庄严的政治话语常与俚俗的口语风格融合在一起，于诙谐中引人发笑，于反讽中给人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