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去世已近5个年头了。对他老人家的怀念和追思不断，想到他就不能不想到那块六岗地。
　　所谓六岗地，就是家乡土地中最边缘的一小块。它离村较远，距相家河的支流蒲河很近。不知何年何月何种原因形成的六道岗子，分别划分出高低错落的六小片田地，总计8亩，早年它们或沙化或板结，旱年旱灾，涝时涝灾，不便规模耕种和灌溉，产量也较低。
　　正是这块六岗地，承载了祖父毕生的心血，简直可说就是他的命根子！
　　祖上当时也算是中等家境，可祖父并没有念几天私塾，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这六岗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有他重复经年的故事，有丰年时的欢乐，也有歉收时的苦恼；他曾在这里与村民躲避过日本鬼子的袭扰，也曾在这里集结民兵打击过汉奸杂团；他曾将这里生产的玉米和地瓜送给八路军运西支队，也曾在这里帮助藏匿过八路军地下交通员……六岗地，让他成为一个有血性、有良知的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土地改革时期，祖父将六岗地较好一点的几块田调给了集体，剩余的继续由自己耕种。他种小麦、玉米和高粱，也种些谷子和地瓜。他因地制宜，精耕细作，产量逐年提升，是四邻八乡出了名的种田能手。六岗地是祖父养家糊口的唯一依靠。人民公社时期，六岗地几乎被荒弃。祖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早出晚归，利用生产队集体出工的间隙，一个人在六岗地种苜蓿和野苋菜，当时救了不少家中闹饥荒的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生产队打算在六岗地建一座石灰窑厂。听到消息的祖父急忙扔下活计，跑到施工现场阻止窑厂的施工。“碱茬沙窝都是地，秃的瞎的总是儿，六岗地是薄了些，但它也是可耕田啊！”他声嘶力竭地大喊。村干部们无计可施，便将窑厂改建在蒲河边上一个叫碱窝的河滩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祖国的大地，广大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委会认为，将良田和属于薄地的六岗地统筹分配是比较公正的办法，可祖父明明知道吃亏，还是千方百计地说服村干部，他还是要种他的六岗地！分完地的那天，祖父盘腿打坐在地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旱烟，他在盘算着这块土地的明天。当年冬，他率族人用最原始的工具，顶风冒寒，日夜苦干，硬是将六岗地整理成一块平整如镜的良田。第二年，他收获了责任田第一个夏季粮的丰收。
　　转眼到了80年代中期，政府鼓励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村里有人要承包蒲河河面发展养殖业，靠近河的六岗地自然又成了占用的目标。先是生产队长给祖父做工作，后有承包人亲自登门拜访，并以较高的利益补偿为诱饵，但祖父不为所动，严辞拒绝，为此还闹到了镇政府。祖父让人代写了情况说明。政府领导为他的执着和真诚打动，尊重并支持了他的想法，承包人也在祖父的启发下，避开了对六岗地的占用，改造了河滩，修建了鸭棚发展养殖业。
　　90年代末，祖父已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按照村里的规定，祖父将土地出让给了他人耕种，但他并未停止对六岗地的关心和呵护。每天，他都要到六岗地巡视一遍，寒来暑往，从不间断，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不能行走的上个世纪末。之后的10余年，他的脑血管病愈来愈重，但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六岗地。他留下遗言，嘱咐在他离世后一定要把他葬在六岗地。为不影响耕种，他要求不留坟头，不置墓碑，只在地南端的蒲河岸上种棵树做个标志就行了。
　　祖父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在他近90年的人生经历中，与六岗地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 2011年冬，祖父仙逝。我们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葬在了六岗地。没留坟头，没置墓碑，仅在六岗地的南端种下了一棵榆树。
　　今夏，我再次回到老家。远远望去，祖父坟头那棵榆树已有碗口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