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有种棉花的习惯，《德县志》记载：“地产谷不敷用，尤取资于商贩。 ”清康、乾二帝曾特谕德州“免关米豆商税，以使谷物流通”。
　　旧时候的德州，每年棉花成熟季节，运河上满是来自临清、武城、冀州、清河、南宫方向的棉船。清末民初，德州有花行100余家，从商业街到柴市街，鲁德、复兴、长和、义和福等一家接一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鲁德花行。鲁德东家邵翼卿，曾任商会会长。店面上有3个经理，1名会计，还有管秤的“称官”，有行脚、打包匠等十几个人。鲁德花行是坐庄收购，货源主要来自高唐、夏津、恩县、平原、武城、陵县等地。每天收购两三百包，每包重160斤。它公开的是吃佣钱，即手续费。但是，这种商业主要是靠使秤的手腕和远距离贩运赚钱。
　　新中国成立后，棉花等农作物有了较快发展，产棉比较集中的夏津、平原都曾有过银夏津、银平原的美称。上世纪50年代初，德州专署曾在德县的曹村抓点，以带动全地区的棉花生产。 1954年到1958年期间，棉花年均总产达104万担，其中1955年棉花面积达到276.6万亩，单产20.5公斤，总产112.62万担，人们称这一时期是“粮棉一起上”的“黄金时代”。之后，德州棉花发展一度出现了徘徊，到1978年，全区植棉面积161.6万亩，单产12公斤。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发家，种棉花”，成为德州妇孺皆知的一句口号。1979年的12月15日，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了棉花生产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山东省迅速贯彻了会议精神，并于1980年1月份出台了一号文件《关于迅速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每贡献10斤皮棉，保证口粮360斤；贡献20斤皮棉，保证口粮380斤；20斤以上，每斤加口粮4斤或兑2斤化肥。与此同时，德州地区也推出了联产计酬的“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所有棉田实行定人员、定面积、定产量、定报酬、定成本，超产奖励，当时的德州，是全国最贫穷的10个地区之一，1978年人均分配40元，半数生产队每人每天分不到1斤粮，政策一出台，获得了极大欢迎，德州农民迅速行动起来，鲁北大地呈现一片繁荣的劳动景象。夏津县新盛店镇任宫庄村的宫福成，时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群众走植棉致富的道路，全村植棉520亩，单产皮棉114.5公斤，成为北方棉区的一面旗帜，1979年12月28日，宫福成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他4次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0年1月份，德州地委提出实现全区总产皮棉百万担的目标，但大家没有想到，总产竟达到了200万担！平均1亩地能产籽棉300斤到400斤，当时地委领导在会上总结了这样9个字：“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 ”德州老百姓则喊出了“粮食是金山，棉花是银山，党的政策是靠山”的内心感受。在德州的乡村集镇，农民卖棉花的马车挤满了供销社的院内院外。农民卖棉花后抓着大把的钞票在集市上把几乎能看到的工业品一扫而光，就连不摆头的电风扇也被富裕了的农民搬了回去。几百年的土坯房推倒了，一砖到顶的砖房一幢一幢盖起来了。几十年的老棉袄脱掉了，新里新面新棉花的新衣裳穿起来了。 198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德州地区社员盛赞粮棉统筹兼顾双增产 抓住金，大上银，日子越过越喜人”为题，报道了德州地区在短期内实现粮棉双增产的经验。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 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德州地区实现农业县县翻番”的消息，德州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4倍；粮食总产45.2亿斤，增长50%；收购皮棉63万担；人均纯收入达到370元，增长3.3倍。
　　1984年，德州全区粮食总产达到199.7万吨，棉花总产达到36.2万吨，占山东全省棉花总产的三分之一，占全国棉花总产的十分之一，为历史最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