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朱殿封，男， 1955年9月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山东省乐陵市丁坞镇 （原杨盘乡）纪家楼村人。 1972年5月开始写稿。曾在乐陵县委宣传部、德州地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1986年5月起任山东省委机关报 《大众日报》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至今。
　　朱殿封从事新闻工作40余年来，采写的作品曾获“山东省好新闻”“华东九报头条好新闻”“全国好新闻”等。 1995年被授予 “山东省职业道德十佳标兵”荣誉称号。 1994年出版新闻集 《不了情》，2002年出版游记《月影沙韵》，2009年出版游记《走进离太阳最近的地方》，2010年出版地方历史传志 《古镇杨盘》。
　　12万字、15个整版、一段悲壮的冀鲁边区抗战纪实……这是今年刚满60周岁的《大众日报》记者朱殿封送给自己的一份退休礼物，但现在看来，它的意义已超越初衷，成了一部气势磅礴的冀鲁边区抗战英雄史诗。
　　从2月11日开始，《大众日报》开辟的《大刀进行曲·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栏目陆续推出了朱殿封撰写的15个整版报道，宏大而细致地再现了冀鲁边区可歌可泣的抗战岁月，朱殿封那挥洒自如的语言、生动传神的描述，将读者带回到那个荡气回肠的年代，与那些特点鲜明而又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产生了对话与情感共鸣。
　　15篇报道尚未刊载完，就已经在我市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9月22日，市委宣传部专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召开“冀鲁边抗战宣传暨《大众日报》朱殿封抗战报道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报道不仅对挖掘冀鲁边抗战史实作出了贡献，更是创作出了一部冀鲁边区抗战题材的精品，将对提高冀鲁边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产生深远影响。
由来已久的心结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冀鲁边区太需要这样的一部黄钟大吕了！
　　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山东五大抗战根据地之一的冀鲁边区并不为外人所熟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宣传不够。 ”朱殿封对此颇为痛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乐陵人，他是听着八路军抗日名将肖华的英雄故事长大的。
　　众所周知，冀鲁边区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这片枣香弥漫的热土，曾埋下多少烈士忠骨，哺育了多少铁血男儿，根据地人民更是付出了巨大牺牲，但由于挖掘宣传不够，这里面的故事正在被无情的时间慢慢尘封。
　　“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朱殿封认为，让外界了解家乡抗战史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比如，说起鲁南，人们会想起《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说起胶东，人们会想起《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地雷战》；说起冀中，人们会想起《地道战》《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等。
　　“然而说起冀鲁边区呢？ ”朱殿封想了又想，比较有影响的仅有《大刀记》，再没有第二部了。即使是《大刀记》，也仅仅描述了一个县大队，远不是广袤冀鲁边区。许许多多悲壮的抗战故事，仍然散落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人们的记忆中。
　　朱殿封希望有人来书写它！他甚至亲自邀请过一些作家，但都未能如愿。
　　其实，朱殿封本人也曾经想尝试写。40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他一向笔耕不辍，不但写出了“山东省好新闻”“华东九报头条好新闻”“全国好新闻”，还结集出版了《走进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乡村里的二十四节气》等散文集，写作水平在业内有口皆碑。
　　但是，他总觉得欠些火候，迟迟没有动笔。直到近两年，德州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和经济，并提出“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才又一次激发了他创作的欲望。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朱殿封开始搜集冀鲁边区的抗战史料，他当时的想法是，即使写不出来，能给后来人提供些资料，也不枉辛苦。
　　今年年初，《大众日报》开辟《大刀进行曲·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栏，朱殿封抓住时机，下定决心动笔。
　　适逢朱殿封要退休的一年，他将自己比作“天空中一颗即将坠落的流星”，而撰写冀鲁边区抗战报道就是“坠落前的最后一道闪亮”。这，倾注了一个新闻工作者最饱满的热情。
　　他给这组报道做了一个定位：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再现70年前冀鲁边区军民浴血抗战的悲壮历史，告慰先烈，激励后人。
全景展现冀鲁边抗战
　　写，就要把冀鲁边区全景式展现出来。在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后，朱殿封渐渐理出了思路，确定了3个写作方向：既要写重要人物，比如抗日英烈；又要写重要事件，比如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回民支队等；还要写重要方面，比如八路军女战士、统战代表等。除了这3个方向，还要写两篇大综合：《国恨家仇》——反映日寇“三光”政策、奴役、奴化中国人民的罪恶；《英雄民众英雄兵》——讲述冀鲁边区人民和普通战士的抗战事迹。这个框架基本涵盖了冀鲁边区斗争的各个侧面，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战全景图。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材料，朱殿封向许多亲朋好友求援——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宝良、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书记张铭著、市教育局原局长高立泉、宁津县政协副主席李风军等等。有的帮他借来回忆录，有的帮他找来回忆文章，有的给他搜集了十几册文史资料。“他们给了我力量，使我意识到，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在做这件事情。”朱殿封说，这让他有了更强的使命感，督促他一定要尽全力创作这组报道。
　　为此，朱殿封力求准确把握当时抗战政策的总基调，他一边写稿，一边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蒋介石的《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等文章，努力站在当时的背景下审视历史，这在提升朱殿封抗战报道的历史现场感的同时，保证了总基调不偏离。
严谨态度推敲历史
　　 “写作抗战报道，是一个走近历史、还原历史的过程。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当事人和事件负责、对后人负责，一定要事实真实，表述准确。”朱殿封说，这成了贯穿他写作过程的原则。
　　他不把这些报道看作普普通通的报道，而是在弄清楚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的真实情况上下功夫。所以，每次他都是围绕所写的人或事，从十几本或几十本资料中，最大可能地将星星点点的历史珠贝打捞上来，再认真地筛选、辨析、凝练，使每篇文章都成为当前对一个人、一件事最全面的报道。
　　虽然报纸整版所需文字不过8000字左右，但是朱殿封的初稿平均字数都在1.3万左右，最长的近1.8万字，在此基础上，再精雕细刻出一件件精品。
　　他每写一篇，都要对文中涉及的时间、区域、地名、村名、人名想方设法地进行核实，对原始史料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求证、纠错补充。
　　比如《三英擎战旗血染冀鲁边》一文中，关于抗日烈士杜子孚的牺牲地点，有两种说法：杜子孚的儿子杜书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父亲的尸体是在半人高的麦子地里找到的；而许多相关报道的说法是，杜子孚与石景芳一起，在一处坟地里与敌人拼刺刀时牺牲的。
　　到底哪一种更为准确，更符合事实？朱殿封对此进行了反复推敲。根据常识，他首先排除了第一种说法。杜子孚牺牲的时间是6月19日，查阅万年历，那年6月6日是芒种，麦子应该早就收完了。而且在那个年代，水利条件较差，土地干旱，冀鲁边区一带的麦子，一般等不到那个时候，就早已成熟。退一步讲，就算当时麦子没收完，也早被鬼子抢走了。
　　那第二种说法呢？“也不准确！杜子孚牺牲的时候，并没有与石景芳在一起。”朱殿封根据掌握的史料，两人当时各带一部分兵向鬲津河（现漳卫新河）南岸突围，虽被堵了回来，但敌人设了三道包围圈，不可能让他们合兵一处。杜书瀛的母亲在讲起杜子孚牺牲的情况时，也只是说：“听说石景芳他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砖头，用牙咬……同你爸爸一样。 ”如果两人牺牲在了一起，不会被分开表述。
　　综合分析后，最合理的情况应该是：杜子孚牺牲在东光县赵家柳林村的田野里，而石景芳牺牲在坟地里。这更符合常理，也更具说服力。请杜书瀛审稿时，他认可了这一判断。
　　沧县茅草洼村，在抗日战争中是一个出“革命家庭”的地方，关于“兰大娘将5个子女全部送进革命队伍”的故事，更是流传甚广。朱殿封在写兰大娘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时一般“妇冠夫姓”，那么这个兰大娘到底是哪个户家的兰大娘？他的丈夫，即“兰大爷”又是谁？
　　“我认为，记述这些英雄时，如果连个姓名都不能留下，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朱殿封说。
　　他遍寻手头所有史料，都没有找到这个信息。最后，他向家住沧州的同学张金波发出了求助。张金波联系了沧州市工会主席，沧州市工会主席又联系了沧县工会主席，经由他才找到了茅草洼村委会主任兰吉祥。巧的是，兰吉祥的叔伯爷爷就是兰大娘的丈夫，他虽然不清楚“兰大爷”的姓名，但是提供了他女儿兰淑韵的电话。
　　就这样，如大海捞针般，朱殿封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出了兰大爷的名字——兰江楼。在《英雄民众英雄兵》一文中，这个名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关于兰大娘的故事中。
　　15篇报道中，类似的纠错比比皆是。“这样做很费工夫，但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先烈，才是对历史、对后人负责。”朱殿封说。
生花妙笔还原真实
　　秉承严谨的治史态度，让朱殿封的抗战报道更具价值，但报道毕竟是写给大众读者看的，所以在行文上，他摒弃了历史文章常有的考究之气，而是用生动活泼的新闻通讯语言来还原当时的史实。
　　在《三英擎战旗血染冀鲁边》一文中，他这样描述抗日英雄李永安抵挡日寇的场景：
　　大雾消散，敌人密若蝗群。李永安他们被压挤在张王官、小白家两村之间的一块纵横只有200米左右的地段上。在这块小小的地段里,敌人动用了除飞机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约有轻重机枪120多挺，大小炮50多门，骑兵100多人。而李永安他们只有步枪、匣子枪、手榴弹。敌人几十倍于八路军，炮火疯狂轰击扫射，李永安一方的阵地变成了火海、雪泥、血泊。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对李永安他们形成了左右相隔1米1人，前后相隔10米一层的7层重围。战士们没有一人缴枪，没有一人退缩，他们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战斗到最后一息。
　　身材魁梧、为人忠厚的李永安是“神枪手”，秦毅敏见过他枪打飞鸟，枪响鸟落。此刻，他神情泰然，甩掉大衣，伏在一个土堆后面，沉着地甩出一颗颗手榴弹，匣枪点射，弹发敌倒，百发百中。他面前的阵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就在一两个小时前，他掩护村民转移，充满信心地对村民说：“别看鬼子这样猖狂，这是垂死挣扎，不会长久的，我们一定会胜利！ ”乡亲们要他一起走，他笑着拒绝了。
　　凝练且极具镜头感的语言，让读者仿若亲临抗战现场与英雄并驱，展现了朱殿封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与纯熟能力。
　　而在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朱殿封毫不掩盖自己的愤慨之情，在文章中流露出他浓重的家国情怀。在《国恨家仇》一文末尾，他直抒胸臆，慨然写到：
　　这个教师被“驴”踢了，脑子进“水”。他竟视侵略者为“大英雄”，被侵略为“见曙光”。并乱引大圣名言，以讨贼喜。 “如此治民，民乐于治”。侵略者的屠杀是立人吗？以奴化教育治民，又有谁“乐于治”呢？一个中国人，由此转变为是非颠倒，丧失人格、国格的亡国奴。小鬼子所要的，正是这个结果。
　　这就是日本鬼子的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日本鬼子的“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就是使中国亡国灭种！
　　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日本鬼子为何如此杀戮中国人？想想狼性！
　　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奴役奴化，亡国之痛，国恨家仇，临书唏嘘，立此存照，以教后人！
　　这些铿锵有力的文字，如滚烫的热流，激荡人心，令人久久回味。有位市领导读完《国恨家仇》之后，专门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是“深受教益启发”。
　　至10月28日，随着第15篇报道《黄骅：我要去给日本鬼子掘墓》见报，朱殿封长舒一口气，全部刊发后，见报文字约12万字，图片45幅，草稿总计20万字，计划完成“大满贯”。
　　有朋友开玩笑问他：“刊登一版，给你多少稿费呀？ ”朱殿封回答说：“我是‘本报记者’，没有稿费。”也有人说：“这么大年纪了，写这个干嘛？ ”朱殿封笑笑说：“因为责任。 ”
　　了解他的人知道，这种天然的使命感，其实一直伴随着朱殿封的记者生涯。他干了一辈子“一线记者”，从不计较自己职位的高低，他经常说：“人活着讲个价值——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你最喜欢做的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才能，也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你的价值。 ”
　　朱殿封的家乡处处有金丝小枣树，叶不争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是它的特有品性，它耐瘠薄，抗旱涝，历经沧桑，伤痕累累。但是，结出的小枣却甘甜如饴。
　　朱殿封说：“作为枣乡人，我崇尚金丝小枣树的这种品性，我，愿意像它一样。 ”
□本报记者任立松宋延涛张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