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边区在日伪不断地“扫荡”“蚕食”封锁下，环境急剧恶化，特别是“六九扫荡”后，敌人新增据点碉堡90余处，并且以据点、公路为骨干，强迫群众挖县、区界沟 （封锁沟），把各县、区分割成若干小块，再集中重兵，采用所谓“梳篦战术”“铁壁合围”“大拉网”“牛刀子”“剔块清剿”“以游治游”等战术，在这些小块地域上反复“扫荡”，妄图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和“扫荡”“蚕食”等手段，隔断游击区与根据地、抗日武装以及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冀鲁边区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根据地相继被分割变为游击区。
　　敌人的疯狂“扫荡”，并没有吓倒边区抗日军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同敌人周旋，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以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英勇反抗精神，同敌人进行着英勇顽强地搏斗。
　　日军为了控制津浦铁路及铁路东侧，在“扫荡”了一分区之后，于1943年1月又调集济南、德州、惠民等地日伪军 “扫荡”二分区。 17日，二地委、二军分区在平原、禹城、陵县、临邑交界的张士府村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时，被日伪8000多人包围。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指挥分区独立营、平禹县大队与敌人激战，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三地区队代理区队长任金贵、教导员于殿珠等300余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当地群众死伤数百人。
　　23日，敌人以夏口为中心，对禹城、济阳、临邑交界一带大规模合围。二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部队1000余人，集中火力向敌人一路猛烈开火，趁敌人措手不及突围。 24日，当机关、部队转移到徒骇河南济阳县二太平庄召开县团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时，又接到敌人“拉网”合围的情报。随即于25日拂晓转移到徒骇河北岸的皂户李村，又遭到济南、德州、惠民及周围各县5000余日伪军合围。
　　这时，远处传来了时疏时密的枪声，敌人的包围圈在缩小，情况危急。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等人决定分3路突围：专员孙子权带领地委、专署机关和基干营1个连为一路；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郝炬带领地区青年武工队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为一路；龙书金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曾旭清、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带领军分区机关和基干营3个连及黄河支队、平禹县大队等为一路，其他还有小股突围队。
　　孙子权一路转移到距徒骇河5公里外的岳王庄，后又转向西北到达刘家口附近，再转向东北，跨过徒骇河，接着便径直向北。这时，敌人从前面和右面包抄过来。孙子权带着机关干部和一个连的兵力，仍向北迎着敌人冲过去，一阵拼杀，冲开一个缺口，突围出去了。
　　郝炬一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然后经牛毛徐村，又向东北方向转移，路过中店子村，跨过毛寺公路，向西北转移到陵县境内。
　　二军分区机关、基干营的3个连和黄河支队等，在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带领下，离开皂户李村以后，因为人数多，目标大，很快被敌人发现。当机关、部队转移在临邑城南、徒骇河北岸的王楼村时，已被四面包抄过来的敌人层层围住。
　　王楼村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孤零零地座落在荒凉的大洼中间。
　　下午3点多钟，凛冽的西北风怒吼着，天空中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房舍和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被赶进包围圈的逃难群众，背着包袱，担着箩筐，牵着牲口，拖儿带女，不断涌进村里。人们惊慌的喊叫声、马牛的嘶鸣声，乱糟糟地响成一片，更加剧了战前的紧张气氛。
　　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等先将群众安顿好，然后作了部署：基干营一连由连长赵义昌带两个排坚守村北的一座土丘；另一个排则坚守在村东北的一片坟地，以扇形火力阻击北面和东北面的敌人；基干营二连埋伏在王楼村东南的枣林里；在村另外几个方向也布置了兵力，准备坚持到晚上设法突围。
　　气势汹汹的敌人上来了，离阵地只有五六十米 。早已埋伏在土丘、坟堆、枣林的战士们趴在雪地上，持枪向步步逼近的敌人瞄准。漫天飘落的雪花覆盖了他们的身躯，敌人毫无察觉，仍然狂妄地挺胸端枪，慢吞吞地向村子前进。
　　当敌人离阵地只有20多米远时，“打！”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怒吼，密集的子弹飞向敌群。敌人措手不及，被撂倒一片，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但敌人很快重整队伍，更加疯狂地扑了上来。
　　坚守在村北土丘边上的基干营一连连长赵义昌，为拖住敌人，掩护首长、机关干部和群众，抱起机枪，跳上土丘，朝着敌群“哒哒哒”地猛烈扫射，机枪的震动，使他的身躯剧烈地抖动起来。他额头上的青筋暴突出来，紧咬牙关，像巨人一样屹立在土丘上，将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机枪声果然把敌人吸引到一、二排的阵地前。战斗已经相持了一个多钟头，敌人非但没有突破阵地，反而在阵地前沿丢下一片尸体，一、二排也有较大伤亡。此时，日军用同伙的尸体作掩护，继续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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