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华
　　1943年，我刚刚8岁，日本鬼子掠走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北大毕业，日本留学时曾获得博士学位，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校长。母亲柳迎春带我们姊妹三人回了庆云老家，艰难度日。从此我们全家无时无刻不怀念父亲，痛恨万恶的日本鬼子。
　　72年过去了，父亲被捕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1943年，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北京古楼碾儿胡同，冬日的一个周末，是我就读北京女子高中的大姐回家的日子。因为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父亲特意委托一位朋友把大姐接回来。
　　大姐一进门，不懂事的我就缠着她要礼物，还要她给我讲故事。大姐顺手从书包里掏出两副蓝色毛线手套，手背上有杠的递给二姐，手背上有红花的送给了我，并说：“这是我亲手织的，戴戴看合适不？姐姐有事，以后再讲故事。 ”
　　后来，父亲、母亲、大姐三人，神色慌张地小声谈论着什么。我只听到说某某人被捕了；某某地又被日寇杀了三个人；某某胡同一妇女惨遭蹂躏……还提到我刘焰姑姑夫妇的名字。我虽然听不太懂，但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恐怖。
　　一向和蔼可亲的父亲那天特别严肃。他左臂背在身后，右手的食指弯曲着轻轻地顶着鼻孔来回在屋里子踱步。我一见这个动作便知道他又有特别难办的事情。饭虽已摆好，却无人吃。我虽然饿得很，也不敢吭声。机灵的二姐劝慰父母亲说：“我们还是吃饭吧！再愁再急也无济于事。 ”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心态平和了下来，说：“芳（指二姐）说得对，吃饭。 ”
　　我们刚准备吃饭，忽听大街上有警车响，而且越来越近，似乎在门前停下了。父亲顿时脸色大变，嘱咐我们不要惊慌，转过身来对大姐说：“若我被捕，记住：第一，找某某叔叔、某某伯伯设法营救；第二，若营救不成，马上变卖家产，立即回老家。 ”
　　话音未落，大门已被踹开，4个全副武装、凶神恶煞的日寇闯了进来，用日语恶狠狠地和父亲对话。父亲先是用日语辩解，又说刘焰、李书厢只是院中妹妹、妹夫，真的不知道。日寇哪容分说，就连拉带拽地把父亲推上了吉普车，伴着凛冽的寒风呼啸而去。父亲被推上车后，回过头来，向我们母女四人深情地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父亲此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晚，母亲坐卧不安、泪流满面。事后，大姐曾托人多方查找，音信全无。只从学校传来是受地下党员的姑姑刘焰夫妇的影响，叫政治嫌疑。那时，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北京暗无天日。按父亲的嘱托，我们迁回了庆云的乡下老家。
　　后来，有消息说这是日寇即将战败之时，疯狂逮捕残害共产党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据说被捕者有的被做了人体试验，甚至被推往杀牛机器里残忍杀害……总之无一生还。
　　后来，大姐参加了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队伍。母亲在痛苦、盼望中，精神崩溃，1962年11月怀恨病逝于浙江开化。
　　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受害国公民、受害者家属，抗议日本安倍之流总借机强调日本是唯一原子弹受害国。妄图突出二战受害国身份，淡化其战争发动及侵略者身份。日本这种颠倒事实、割裂历史、片面宣传、美化自己的做法，令人愤怒！以往广岛、长崎投原子弹的办法结束二战的确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毫无疑问加快了二战结束的步伐。
　　是日本鬼子残害了我的父亲，毁掉了我幸福的家，断送了我们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