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李安甫

青年时期的李安甫夫人卞秀兰。

老兵档案

姓名：李安甫

年龄：90岁

民族：汉族

籍贯：乐陵市云红街道办事处刘桥村

所在部队：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武工队

担任职务：司号兵兼文化教员、班长、代理排长、武工队侦察兵

　　个头只有 1.2米，声音洪亮，走起路来丝毫不显老态……初见抗日老兵李安甫，很难将其与90岁高龄联系起来。
　　听闻记者到访，老人特意拿出了收藏多年的勋章，并讲述了它们背后的故事。短枪射击一等奖、华东二级战斗英模、朱德奖章、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十几枚勋章记录着老人一路走来的卓越功勋，见证了他不凡的革命之路。
　　1925年，李安甫出生于乐陵刘桥村。因出身地主家庭，他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7岁便就读于乐陵县模范小学师范班。然而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遭到破坏，李安甫只得辍学回家。
　　李安甫曾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无恶不作。他的父亲、二哥、四哥都是军人，台儿庄战役中，二哥、四哥牺牲，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在李安甫心中扎了根。
　　1938年，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率部队机关及部分干部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以下简称 “挺纵”）挺进冀鲁边。 9月27日， “挺纵”在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的率领下抵达乐陵县城。
　　当时年仅13岁的李安甫，与表弟一起背着家人，趁着夜色投奔了肖华司令的部队。在部队，因会读书识字，且自小跟父亲练习过打拳、射击，李安甫受到重用，先后担任司号员兼文化教员，后又任班长、代理排长，并多次立功。
　　1939年，在一次短枪射击比赛中，李安甫表现突出，被武工队看中，后成为武工队侦察兵，自此主要执行刺探情报、策反、刺杀等秘密任务。因在执行任务时表现突出， 15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安甫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被授予 “一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等多个荣誉称号。
　　1957年，李安甫转业到无锡市公安局任局长。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因家庭出身问题，遭到批斗，并被下放到钢铁厂，后到雪浪矿厂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直至1983年离休。
　　离休后，李安甫回到家乡。他将那些曾经历过的残酷战争、烽火岁月，诉诸笔端，目前已写成6大本、 30余万字的革命回忆录。他希望年轻人能勿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多年来，李安甫还一直坚持为孩子们义务宣讲，目前已为12所小学近9000名师生作以抗日救国、抗美援朝亲身经历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报告近百场。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同时又是一个革命家庭，父亲、二哥、四哥都是军人。我不但有机会读书识字，还时常跟着父亲学打拳、扔飞镖、射击。 12岁时，我开枪打飞鸟，几乎百发百中。

夜半投八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静安稳的生活被打破，二哥、四哥相继牺牲，我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想法——参军打鬼子。 13岁那年，天黑时分，背着家人，我和表弟一起投奔了肖华司令的部队。
　　到了部队，领导见我上过学，还会吹学生号，让我当了司号员兼文化教员。当时由于年龄小、个头矮，战友们都喊我“娃娃兵”。
　　参军后的第一仗，是打一个名叫张万顺（音），外号大金牙的土匪。打仗前，心里特别紧张。但一接到吹号的命令，我便爬上坟头吹起冲锋号。谁知，司号长一把把我从坟头拉了下来，说“卧倒”。我以为“卧倒”就是趴着，便说：“这趴着还怎么吹号啊”。司号长再一说才知道原来可以躺着吹。
　　一仗打完，土匪被消灭了，我的嘴也给吹肿了。战友们开我玩笑说：“小王 （当时化名王化明），打了一仗你倒是吃胖了不少。”打完第一仗之后，再上战场不但有了作战经验，胆子也大起来。

枪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作战中既立了大功，又挨了处分。
　　那是1939年麦秋后，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一军军长高树勋，在乐陵宁家寨被日伪军围困。在向国民党地方武装求援未果的情况下，只得向肖华司令求助。肖华司令接电当晚，立即带部队于深夜1点多钟赶往宁家寨，成功解救高树勋。
　　战斗结束后，我们驻扎在宁家寨附近。我正走在一个晾晒麦子的场院处，听见角落里有“哎呦、哎呦”的痛苦的呻吟声。我顺着声音靠近，看到了一双皮靴、一个指挥刀还有一把短枪。心想不好，这是一个日本军官。因手里没枪，便折了根树枝拿在手中，壮着胆子向目标靠近。待到跟前，我一脚踢跑了他的指挥刀，再一把抢过枪，冲着他开了两枪。
　　手中的这把短枪，打起来不摇摆、不后坐，想着是把好枪，外加当时部队也没发枪给我，我便产生了私心，悄悄把它埋在了麦秸垛下。
　　战斗结束两天后，战场也都打扫干净了，教导员突然叫住了我，说：“给我背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一想这还是我教战士们唱的，岂能不熟悉，背完后，他又说：“再背背 ‘一切缴获要归公’。 ”我又背了3遍，教导员问我是不是有把枪没有交？
　　我一下明白过来。教导员让我好好做检讨，号也不让吹了，代理排长的职务也撤了，被关禁闭，写检讨，想想真是丢人。检讨了两天，检查写了好几页，最后教导员找我谈话，说我打死的日本军官叫黑田一郎，是个团长，日军的得力干将；并承诺以后再立功，那把枪还会奖励给我。
　　之后，一场短枪射击比赛中，35米射击，3枪3中，我得了第一名。开表彰大会时，不但得了一枚奖章，还奖励给了我那支枪。在之后的战争岁月中，那支枪一直伴我左右。

两次刺杀行动

　　1939年10月份，日军重点进攻，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化整为零。我被秘密调入了武工队。我回到老家，对外声称部队精简，不再当兵了，实则等待上级联系。直至1940年四五月份，我结了婚，对外称是花200元现大洋买来的媳妇，实则结婚对象是曾经的战友卞秀兰同志。
　　自此，我与卞秀兰，对外过着少爷、少奶奶的生活，实际上开始刺探情报并通过地下组织秘密传递出去。
　　有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当时妻子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化装去送情报。不料，半路遇到了鬼子，为躲避检查，她躲藏时摔了一跤，仍强忍腹痛，将情报安全送达，回到家便流产了。那是一个男婴，如果活到今天，应该74岁了。
　　除刺探情报，我还执行一些策反、刺杀的任务。印象中，曾刺杀了日军驻乐陵第一任宪兵队长茨谷五雄，第三任宪兵队长小野田守，日军教官川岛谷川，还有一些汉奸等。
　　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叫川岛谷川的日军教官，经常让新兵拿活人当靶子，练习刺杀。
　　一日清晨，两个队长与我一同执行刺杀川岛的任务。队长提前发出信号，我与川岛迎面而过，冲他鞠了个躬，他还拍了拍的我头。待他一走过，我迅速掏出枪，冲他心脏部位打了两枪，然后沿着事先侦察好的路线，跑回了家。也就一刻钟功夫，日军警报拉响，县城戒严，四门紧闭，抓了4天都没抓到我们。
　　然而并非每次刺杀都很顺利。 1943年，在刺杀一个汉奸时，我被发现了。我跑到曾读书的学校，跳进茅坑躲了起来。正值9月份，天气炎热，茅坑里臭味熏天，蛆虫在脸上攀爬。我将枪对准茅厕门口，想着24粒子弹，来一个打一个，最后留两粒给自己。
　　从下午等到天黑，不时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始终未见人进来。后来连脚步声也没有了，两个老师走进来，把我拉出来。我向老师磕了头，顺着护城河一路游着逃走了。家是不能回了，我辗转联系到地下组织，才知道有人叛变，导致刺杀失败。因未能抓到我，父亲被敌人抓去砸折了腿。因身份暴露，不再执行武工队的任务，我被调往八路军渤海第一军分区教导队。
　　□本报记者 尹晓燕 本报通讯员 刘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