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但同时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鸡蛋多了，价格就往下落。鸡蛋运输破损率很高，不适合长途贩运。特别是夏天，农户的鸡蛋造成积压，损失很大。
　　高玉才老家所在的苏集乡养鸡专业村前王明村最有代表性。高玉才同志深入到前王明村采访时，不但了解情况，还帮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为了解决鸡蛋的销路问题，他们在村里立了大集，搞了鸡蛋批发专业市场。乡里还联系高等院校的专家试验用废纸做成蛋托，装箱运输，破损率一下子降到了3%以下。高玉才把他们的经验写成稿子 《山东省平原县前王明村建成鸡蛋专业批发市场》，稿子被新华社 《今日电讯》等多家媒体发表。一时间，全国各地客户云集前王明村，贩卖鸡蛋的大货车全国各地的都有。为方便群众，县直各有关部门都在前王明村设点工作，县农业局建起了“鸡医院”，县邮政局在村里设了邮电所，农村信用社设了分理处，县饲料公司设了销售点等等。这一下子带动起了平原县的养鸡业。大众日报社的于莉莉记者看了高玉才的稿子有些疑问，一个村能有多少鸡蛋，能有这么大的效应吗？为了一探究竟，她没打招呼，自己从济南坐火车到禹城，到前王明村搞了一次 “私访”。实地看、实地听了，她信了。随后写成的通讯 《鸡蛋远行》发表在大众日报头版，大众日报的副总编辑王培文同志对我说：“像高玉才这样的优秀通讯员，就是当大众日报的记者也是非常优秀的。 ”
　　此报道一出，引来了更多记者。山东电视台的张文兵正准备和中央电视台的庄园记者策划一组 《看齐鲁、论农业》的连续报道。他第一站就选择了王明村。当高玉才把平原县养殖业的情况向他汇报后，张文兵当即改了行程，第二天，他让高玉才领着他去赶集，自己进行了随机采访。许多农民都是开着拖拉机，赶着马车来集上买粮食，回去自己加工配方饲料。张文兵赶集回来兴奋了，他马上打电话给省畜牧局王局长，请他来平原看一看。
　　看了两天后，王局长发现平原不仅蛋鸡养得确实多，而且不愁销路。同时养牛、养羊、养猪业搞得非常好。王局长说：“省里原来准备出台文件限制蛋鸡饲养，扩大肉鸡饲养，看了平原以后，这个政策得改了，根本用不着限制蛋鸡饲养。 ”张文兵拍摄的《看齐鲁、论农业》系列报道分4期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不久，高玉才和冯爱奎合写的《山东平原建成全国第一蛋鸡大县》稿件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极大地促进了全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高玉才吃农家饭、说农家话、写农家稿、办农家事。一辈子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为高玉才施展才能写好新闻提供了人生大舞台。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看重了高玉才这个“农村实矿”，有关“三农”方面的报道都愿意和他合作，有些弄不清的问题愿意和他交流，他在新闻界交了一批实心实意的朋友。他和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李芳木合作，写了一系列反映科技兴农的连续报道；他和《大众日报》高级记者佟化文合作的 《县长查灯》、《鸡蛋价格暴涨之后》、《鸡蛋价格暴跌之后》、《平原的鸽子为什么没有飞过鸡》等稿件都获得了《大众日报》好新闻奖。
　　2002年平原县组织800农民自费包专列到温州学习，高玉才作为先头部队提前一个月到温州和当地新闻单位接洽合作事宜，并且请温州新闻单位的记者先期来平原采访，先在温州新闻界“预热”，为800农民专列赴温州学习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当农民专列到达温州后，中央电视台、凤凰台、浙江卫视台等我们没联系过的记者蜂拥而至，和农民专列随行的新华社、经济日报、农民日报、山东电视台、大众日报、德州电视台、德州日报等各大媒体的记者采写了一大批平原农民学温州的新闻。这一活动结束后，高玉才同志和宣传部的同志又不辞辛苦，把这些稿件结集成册，为平原的新闻宣传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平原600农民学温州的新闻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时任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时任山东省省长韩寓群，时任德州市市长孙永春分别作出重要批示。时任平原县委书记陈永华同志感叹地说：“我真没想到新闻报道有这么大的力量！ ”

用一支辣笔为百姓代言

　　高玉才同志握笔在手正义在胸，他忠于事实，伸张正气，任何时候都不随风倒。他用手中的笔为百姓代言，凝聚“正能量”。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刚吃上饱肚子，各项事业都在大干快上，从上到下各项 “达标活动”层出不穷。农村各种名目的集资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有人形象地形容“29个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当时一位副县长说：“这个弄法，兔子驮钱也驮不上花呀！ ”高玉才同志不仅身临其境且义愤填膺。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署名“大山”，在《大众日报》一版发表 ，文笔辛辣，矛头直指各项不合理的乱集资乱摊派，文章中说：“这达标、那达标，都要百姓掏腰包。达标活动的手快把老百姓的兜掏烂了。 ”
　　2003年冬季，县委、县政府组织千人工作组进村入户开展帮扶活动，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是，高玉才发现许多农户并不“领情”，对进村的工作组表现的也不热情，许多机关干部在单位不上班，在农村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高玉才采访了几个村后发现，农民现在对工作组的要求就是办实事，光当“说客”的工作吃不开。他通过了解选择了几个办实事的工作组，总结他们的经验，说出了带着像孝敬父母一样的感情办实事的稿件，被报纸很快采用了。
　　高玉才曾说，写新闻就要接地气，就要多跟群众打交道，多从百姓的角度和利益考虑，不能一味地将问题归咎于群众。高玉才非常同情那些为一点小事上访的群众，同时也发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干部的作风问题，有些干部心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向县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并建议要改进干部作风。同时，他深入基层，挖掘县乡村干部典型，宣传弘扬他们服务于民的先进事迹，并多次撰写评论文章，引起了各级领导机关对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视，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
　　高玉才同志热爱从事的新闻事业，他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有段时间领导安排他到一个有钱有人有酒喝的单位主持工作，没几天他找到领导要求回宣传部继续写稿，他说：“到这种单位我受不了。 ”他放不下手中的笔，在他退休后，部里继续挽留他，他说：“我只写稿，别的嘛事不管。 ”后来平原农村信用社邀请他帮忙写稿，他愉快地接受了，几年来他帮农信社写的新闻稿件经常见诸报端。直到他去世前半个月，他在病床上修改过的稿件还发表在《齐鲁晚报》上。
　　高玉才写了一辈子稿，可到死他也没有记者、编辑的职称，还是个“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