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李学实（中）与轻工部几位同事合影。

交费 “喝公茶”

　　1958年以后，毛泽东主席就请客吃饭问题作过一系列指示，要求即使宴请外宾也要节俭，不能动不动就上山珍海味。喝公茶交费也是那时一并提出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带头签字：开会时喝茶要交钱，抽烟只能抽自己的。
　　那时的许多会议开得很简朴，我参加的国务院会议，如果不声明，服务员就会给你冲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交一毛钱后即可。那里也有烟、茶等小商品，无售货员，你只要按标签上的价格把钱交足即可把商品拿走。有一次我陪李先念副总理去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汇报春节市场供应情况，发现那里的会议室也是一样的规矩。
　　据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陈永贵因进京较晚不知此规矩，都曾有过喝茶后被追偿茶钱的经历。

吃饭 “捉大头儿”

　　在轻工部工作三四年后，1971年我才在北京韶九胡同15号甲安了家。安家以后，若有客人来就在家中接待。所谓接待，无非是沏一杯好茶，摘一些院子里的时令水果，如果在家中吃饭，也不过家常便饭，只比平日里做得精心一点。
　　吃饭除了在家中就是在机关食堂，饭菜花样少，总有吃腻的时候，偶尔也会到饭馆解馋。每次去饭馆，总是约上轻工部的几位领导，有时也会拉上余秋里。他是老红军，那时协助李先念抓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因为工作接触多，他又没架子，大家就熟悉了。我们下馆子都是自掏腰包，有一点像现在的 “AA制”，但经常以开玩笑的方式 “捉大头儿”——级别和工资高的几个部长付账，余秋里同志更是自愿争当 “大头儿”。
　　饭菜吃得差不多时，有人就 “有事”提前走了，有的借口去方便也不回来，留在最后的只得买单。当然不能总是“欺负”老实人，几次下来，基本上就“AA”了。

轻工部里难购茅台酒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烟酒税收很高，更因酒的生产原料是粮食，国家并不鼓励发展，因此酒的产量并不高。但是，由于酱香型茅台酒历史悠久，中央领导人大都喜欢喝，特别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国宴上了茅台酒，茅台酒更是名声大噪，蜚声海内外，国内对高档酒的需求猛增。尽管价格一再调整，但市场上几乎见不到茅台酒。
　　到二轻部工作后，造酒业虽然属轻工业部管，但我要买茅台酒也不容易。知道我爱喝，妹妹来看我时，同侄子从新街口逛到西单，又到王府井、前门，用了近一天时间才买到两瓶茅台。原轻工业部副部长谢鑫鹤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在他调第二轻工业部任副部长时，带来20瓶茅台酒，并将其埋藏在地下，只每年春节取出一瓶过过嘴瘾。
　　因为市场缺口大，利润高，各地纷纷聘请茅台酒厂的老技工或技术人员帮助酿造酱香型白酒，号称仿茅台酒。有一次我在外地视察工作，正遇到评酒。十几个编有号码的杯子里，只有一个是茅台酒，一个是仿制品，其余是别的白酒。评酒师们通过闻、品、看辨别出茅台和仿制品。我当时正患轻度肝炎，不能喝酒，只闻了闻就正确判断出茅台。我告诉他们，仿制品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就是不能叫茅台，我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倒不是我有多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只是觉得几百年的老牌子，不能眼看着毁了。

上班路上 “钻被窝”

　　除了距离远和有时间要求的工作需要调用公车外，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几位部长都习惯了挤公交、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上下班。
　　那时候北京的冬天多雪，道路湿滑，上下班途中摔跟头的屡见不鲜。倒地者多是顺势歪倒，又常有自行车压身，这在夏津老家戏称 “钻被窝”。每逢雪天路滑，大家上班前第一件事就是调侃谁谁 “钻了被窝”。记得原轻工部党组副书记、办公厅主任蒋益新曾以他特有的表演才能，几次表演自己 “钻被窝”的情景，逗得大家笑声一片。
　　□李学实口述 李印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