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4版）我们也无法追根溯源地找到郭澄清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哪里——虽然从这部小说及他朋友们的访谈中，我们知道了这部小说牵扯到了他自己的家史，牵扯到了宁津县的抗日战争故事。可是，那最初触动了他神经的到底是什么呢？那才是《大刀记》的缘起。可惜郭澄清先生早就去世了，最初神赐的灵感也随着他闭上眼睛，永远地成了谜语。现在，我们主观地认为，在宁津县城的那个四合院里，《大刀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框架，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抗日老干部、自称“江北棋霸”的闫城只是给它丰富了血肉，加了一些亲身经历的抗日故事的枝蔓。他的亲朋好友也只能是在词句上在某一段落的精彩与否上，给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言说。这些，对于一部近120万字的长篇小说来讲，绝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部长篇小说往往是一个作家此前文学创作的集大成，可郭澄清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在自己的脑子里慢慢地孕育它，这多么像一个女人的十月怀胎呀。幸福的女人见到谁都要谈论一下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她为即将诞生的孩子设计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生活，她甚至已经给孩子规划好了人生方向。
　　《大刀记》的缘起，应该比我们想象得更早。
　　198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龙潭记》。 《龙潭记》也是《大刀记》的“开篇”。与一九七二年出版的 《大刀记 （第一部血染龙潭）》相比，《龙潭记》除个别章节的题目和内容稍有调整外，没有做很大修改。两本书后，郭澄清标明的创作时间均是：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草于宁津。 《血染龙潭》标明的修改时间是：八月修改于北京，《龙潭记》又加了一个修改时间：一九八四年春最后改就于郭皋庄。对比他为这两本书写的《后记》，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也可以印证不同历史阶段，一个作家不同的思考，不同的价值取向。
　　两篇后记如下：
《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后记
　　《大刀记》，拟分三部分，都是写农村阶级斗争的。
　　第一部叫《血染龙潭》；
　　第二部叫《火燎荒原》；
　　第三部叫《光满人间》。
　　《血染龙潭》，写的是抗日战争以前，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故事；《火烧燎原》，写的是在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以武装斗争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农村阶级斗争生活；《光满人间》，写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生活。
　　《血染龙潭》写到这里就算完了。
　　现在再让我来交代几句：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刀记》这部长篇，就是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进行创作的。
　　多年来的农村工作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对广大贫下中农，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经常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课题，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教育的重要性。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苦”和“罪”是什么样子呢？老一代的贫下中农，来自旧社会农村的最底层，有着血泪的记忆。青少年同志们生长在幸福的新社会，认识就可能不那么深切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基于此，作者想让《大刀记》，尤其是《血染龙潭》，作为一种阶级教育的读物，对忆苦思甜活动起点补益作用。
　　作者创作《大刀记》这部小说，还基于这样一种想法：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应回避的，也是无法回避的。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要翻身，要解放，要永远不再受穷受气，没有刀把子（即枪杆子）是不行的；有了刀把子（即枪杆子），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指引，仍然是不行的。如《血染龙潭》中的梁永生，为了大报血仇，为了找到一条穷人的活路，两代练武，浴血奋战，奔走了几千里，准备了几十年，并有许多穷苦人跟他一起干，其结果，是杀了个痛痛快快，落了个家破人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党的领导，还没有得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在《火烧燎原》中的梁永生，将面对更加强大的敌人而获得胜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指引。
　　同是一个梁永生所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说明了一条道理：即使已经拿起刀来的农民，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不论他们的人数是多么众多，斗争是多么顽强，其结果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不论敌人是多么强大，我们的困难是多么多，前进的道路是多么曲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作者是想通过《血染龙潭》和 《火燎荒原》，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印证上述这条道理，从而说明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论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工农群众离不开共产党离不开毛主席，离不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在风雨不断的革命征途中，总是难免出现一些我们并不喜欢出现的事情，也难免受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挫折。面对这种局面，只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革命乐观主义者，才能在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胜利地到达目的地；而那些面对这种局面灰心丧气的人，必将走向胜利的反面。 《大刀记》中的主人公梁永生，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从《血染龙潭》进入《火燎荒原》的。
　　以上是作者的想法，或者说是愿望。从“愿望”到“现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在这段路程中，作者已经预想到的困难就是很多的，更不用说那些还没有预料到的了。《血染龙潭》的脱稿，算是迈出了第一步。从这“第一步”看，作者感到非常惭愧不安。它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都是很差劲的。有负于领导的关怀、广大贫下中农群众的期望和战友们的帮助。但是，我不灰心。并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以及战友同志们的帮助下，力争把下一部弄得稍好一些。
　　最后，让我向曾经帮助了我的、今后还得继续帮助我的领导同志、社员同志和战友同志们，谨致谢意。
　　现在就先把这《大刀记》的第一部《血染龙潭》：
　　献给正战斗在农村阶级斗争第一线的贫下中农阶级兄弟；
　　献给渴望着从前辈人的斗争生活中汲取营养的青年朋友们！
郭澄清
　　一九七二年九月于北京
　　《龙潭记》后记
　　《龙潭记》，业已改毕。
　　回首来，交代几句：
　　本书《题记》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潭不在深，有‘龙’则灵。 ”“龙”者，炎黄子孙之象征也；“潭”，乃“龙”之故乡者也。或者说，“龙”，即我中华民族；“潭”，即我万里“神州”。总之，一句话：“龙潭”者，祖国也。基于此，才给本书描写的主要地点，起了个象征性的名字——“龙潭街”。
　　书，也命名《龙潭记》。
　　一九七五年，我出版了《大刀记》。
　　《大刀记》，是《龙潭记》的“续卷”。（《大刀记》的《开篇》包括了《龙潭记》的部分章节。 ）
　　基于“二记”的“续卷”关系，故在两书中，采用了统一的人物主体。这样，把主人公梁永生，作为炎黄子孙的代表、劳苦大众那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的写照；并通过展现其一段较长的人生道路，以说明历史由旧时代过渡到新时代的必然趋势。
　　《大刀记》出版后，因特定的历史条件，加之我身体不好，“本卷”《龙潭记》，拖了十多年未能面世，这一直使我不安。今年，为了向建国三十五周年献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关怀与帮助下，我对一九七二年脱稿的 《龙潭记》，又做了些修饰，终于使它和读者见面了。
　　这，总算卸下了我心中多年的重负。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建设“四化”，迎“国庆”的时候，我捧出这个发生在新中国诞生前的 “悲剧”《龙潭记》；但愿它，对正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们，有所启迪。
　　这种愿望，只是作者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
　　现在，就让我将这部拙作——
　　奉献给恩深如海的党和祖国母亲！
　　奉献给为本书提供创作基础的老一辈姐妹兄弟们！
　　奉献给正在为振兴中华而挥汗奋进的青年朋友们！
　　在《龙潭记》行将问世之际，我要向曾关心这部书，或为它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同志们，谨致由衷的谢意。
　　最后，殷望读者指正。
　　以上，算个《后记》。
郭澄清一九八四年春于宁津时集乡郭皋庄
　　对比这两篇《后记》，我们可以发现郭澄清创作《大刀记》的思想基础是阶级斗争，他想用自己的笔印证毛泽东说过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警告。在《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后记里，他明确地说：“《大刀记》这部长篇，就是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进行创作的。 ”“作者创作《大刀记》这部小说，还基于这样一种想法：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应回避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这篇《后记》的基本观点，与1965年他参加全国青年业余作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的发言 《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的论点是一致的。而在《龙潭记》的后记里，他说：“把主人公梁永生，作为炎黄子孙的代表、劳苦大众那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的写照；并通过展现其一段较长的人生道路，以说明历史由旧时代过渡到新时代的必然趋势。”这前后不同的表述，是与两本小说出版的年代的政治气候相吻合的。 1972年的表述显然是受到了来自政治的压力，也是那个年代标准的言说。 1984年的表述，与1972年的表述有了天壤之别。现在我们再也无法请教于郭澄清先生，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他自己心底的想法呢？而今，我们主观地认为，1984年的说法比较接近作者的内心——这或许才是作者构思这部小说的原动力。按照作者的想法，这是一部长河式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从清末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部没有写出的《光满人间》应该就是《大刀记》出版后，他从北京接受的任务，那时已经叫《千秋大业》了。由于疾病的突然袭击，反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生活”的这部小说，没能与读者见面。这对于郭澄清先生来讲，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否则，他会被深深地打上“文革”作家的烙印。
　　从这两篇《后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郭澄清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的思想脉络一直与共和国的政治表述相一致，这从他整个的文学创作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时写的一些小说、故事、散文之类的东西，也是在一些新人新事感染之下，为了配合党的政治宣传人物写出来的……那时写的一些作品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部分作品的人物形象不鲜明、不高大，主题思想不深刻。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澄清与那个时代的作家一样，没有完全独立的人生思考和哲学思考，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只能成为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宣传者和牺牲品。
　　几乎与他是同龄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生于1927年，郭澄清生于1933年），在写出旷世杰作《百年孤独》以前，为此精心准备了近二十年，《枯枝败叶》《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都可以说与 《百年孤独》有着血缘关系。“纵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全部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可以看出他在揭露反动独裁统治、抗议帝国主义侵略、控诉社会的黑暗和抨击时政流弊等方面，是深刻有力的。在创作手法上，另辟蹊径，将真实与虚幻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因此被人们认为是‘拉丁美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 ”
　　从《大刀记》和《百年孤独》的取材上，可以说有某些共同之处，尤其是在描写帝国主义的侵略、控诉社会的黑暗方面，这两部小说几乎是一样的。可是，两部小说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和思想高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作家最可贵的财富是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精神，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建国之后至“文革”结束，整整27年，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与这个倡导背道而驰的。那时的政治运动就是要达到高度的“思想统一”，就是扼杀形形色色的“自由之思想”！由此看来，产生郭澄清这样的作家和《大刀记》这样的小说，不能只责怪作家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