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版）“1969年春天，我跟随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同志接手山东省的工作。我作为军方代表参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宣传部工作。 1970年1月成立文化组，我去了文化组。杨得志安排我把原来文化局的局长尤立新从齐河‘五七’干校调回来，主持文化组的工作。那时我还穿军装，算军代表。
　　“到了1972年，在文化组下面成立了一个创作评论组，主要抓全省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那时候除了八大样板戏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文艺作品。当时省领导强调，创作评论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全省的创作、文艺评论工作。我被任命为创作评论组组长。小组成立后，开始着手研究小组的人员组成问题，要从全省抽调一批比较好的作家评论家到创作评论组来工作。我是从那个时候起，和郭澄清同志接触的。当研究调谁来最合适时，考虑的第一个人选就是郭澄清同志。当时，创作评论组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他曾是宁津县委的办公室副主任，有领导经验，还担任过《宁津日报》的主编，有编辑经验，从工作角度考虑，我先想到了他。当时，他已经被打倒了，作为当时山东省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我们想保护他一下；二、郭澄清在创作上，特别是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上，在全国很有影响，像《黑掌柜》《公社书记》《社迷》等等，起用这样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知名作家，通过他的影响力，可以联系一大批作家为山东省的文艺事业多做些事情；三、通过多方了解，我们认为郭澄清是个很正直的人，为人做事都很正派，没有歪七扭八的事情。基于这些考虑，创作评论组决定把他调到济南来。
　　“我是组长，他是组员。我们共事两年多，总的感觉这个同志非常优秀。当时我就觉得像这样的同志，在作家当中已经很少。不仅我们省里少，全国也很少。他至少有这么三个特点：一是他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在生活的最底层，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郭澄清同志，说他是个作家，其实他更像一个农民。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这是个农民，不是个作家；第二就是他的作品紧扣时代的脉搏，他是个真正为时代而写作的作家，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特别是表现社会主义新文化方面，成绩特别突出。尤其在挖掘农民优秀品格方面、优美心灵方面、优良的人性方面，他确实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当时我就说在‘优秀品格、优美心灵、优良人性’方面，你是‘三优’作家啊。可以这样讲，他真正做到了‘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老百姓的代言人’；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拼搏精神，在我们省里的作家中，当时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的，在全国的作家中，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后来得了病，那么大的病，连生死都放到一边，还坚持写作，他才是真正体现了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精神啊。
　　“1972年，我到宁津县郭皋庄去看他。我跟郭澄清同志建议说：‘你把家搬到济南来，济南的创作条件生活条件比农村好得多。’当时和他说这话，绝对不是客套话，我是创作评论组组长，还是军代表，说话还是管用的。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离开农村，我不能离开农民，我不能离开基层。我离开之后，就写不出反映农村的作品了。我就是一个写农民的作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后来我跟宁津县委宣传部领导同志说：‘要不别的咱先不解决了，先给郭澄清家里扯一根电线吧，弄个电灯。他成天在煤油灯下坚持写作，生活条件又差，时间久了会累垮的。 ’他家里当时没有电灯，他是在煤油灯下创作的，条件很艰苦。济南方面没有重要的工作，我们也很少麻烦他，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他来济南的时间很少，他就是在老家的老屋里完成的《大刀记》。 ”
　　关于郭澄清从宁津县调到省里，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干部、后来成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副主席的任孚先先生回忆说：
　　“当时组织上决定把郭澄清同志调到省里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是，郭澄清不来，他说：‘我还是在宁津。宁津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宁津是我的根基。如果我离开那个地方，到省里来，对我的创作不利。我离不开我的那个根据地，离不开我的父老乡亲！’虽然组织上一再给他做工作，但他还是坚持，最后只能尊重他的意见，当时就没执意调他来济南。但是后来，《大刀记》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候又提出了调他的问题。 1975年，那时候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全国的形势和‘文革’初期那时候不大一样了，文艺创作开始走向正规，省里还成立了文艺小组。文艺小组把老同志集中过去，燕遇明、刘知侠等等这些人，这些老作家都集中在一块，进行文学创作，燕遇明担任组长。这时候又提出来调郭澄清，这次就没有跟他再商议，直接下调令，把他调到省里来。
　　“调到省里以后，决定成立文艺创作办公室——山东省文艺创作办公室，郭澄清担任主任，蓝盛任支部书记。 1970年调他，他不愿来，到了1975年才正式把他调来。我担任副主任。老郭调来以后，省里的意见要给他在济南安家。我就和李健葆同志带着他在省委几个宿舍看房子。看了房子以后，老郭坚决不要，坚决不来，说：‘调来可以，我还在宁津。有事我来省里上班，没事我就在宁津搞创作。 ’省委对文学创作比较重视，后来省里又专门拨款盖了一个专家楼，三室一厅，那时就算很不错了。当时分给郭澄清一套，但他仍然不要。他说：‘先给其他老同志，现在房子这么紧张。一些老同志比我更需要，先让他们住。我在宁津很好，宁津土屋是我真正的创作源泉。我住在高楼上，接不上地气，就没有文思了，文思枯竭了，我还能写吗？在土屋里，我一面写作，一面有源源不断的生活营养丰富进来。我不能离开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也不能离开我那间土屋。 ’
　　“当时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作为郭澄清的朋友，我就说：‘你一定来！你搞了《大刀记》后，我看你的身体情况大不如从前了。你非常疲惫，你必须有个休整期，你说在农村在你老家土屋里有取之不尽的源泉，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认为你应当有一个休整期。我是作为朋友跟你说这些话的，休息三年五年，读点书，休息休息，然后再写，上一个新台阶。 ’但他这个人非常倔强，非常执着，他觉得文学创作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必须一口气写完。我说什么东西也不能永远在手里攥着，得有放下的时候。
　　“他放不下。他有很多题材，这要写那也要写，他说：‘时间不饶人啊。 ’最后他还是没有到济南来安家，又回到宁津。从调动到房子问题，能看出这个人的人格确实比较高尚。他永远不争权力，不争个人利益，他只是一股心思地投入到工作中、写作中。 ”
　　郭澄清没有去济南坐班，但是，他由此摆脱了被打倒的命运，重新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对于他来讲，除了文学创作，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放弃的。直至他生命的晚年，缠绵病榻之时，他依然紧握手中的笔，写作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十一、相遇《奇袭白虎团》

　　1973年，被列为八大样板戏的《奇袭白虎团》需要修改，尤其是在文学性方面需要再加强一下。山东省派出周建福、任孚先、郭澄清、费雪等人随山东省京剧团赴京，在二七礼堂边演出边进行剧本修改。样板戏是不能随便改的，每改动一个字一句话，都得字斟句酌，都得向上级报告，改一句就得报告一次。
　　任孚先先生在那段时间里天天和郭澄清先生在一起，他说：
　　“在改动剧本过程中，你报告一次，就得等很长时间，这样我们就有了很多空闲时间，我跟郭澄清就有了更多的交谈，可以说我们无话不谈。
　　“我们交谈最多的是他的创作问题。这时候他就开始酝酿创作《大刀记》了。他跟我详细谈了提纲、谈了情节，特别是谈到第一部分，每次谈他都非常激动。实际上他的创作联系到了自己的家庭遭遇，他村里的真人真事，那些人的经历，确实非常感人。第一部分就是《大刀记》前面那个楔子，以后独立成书了——叫《龙潭记》。对这一部分，他特别有感情。我觉得他能写出《大刀记》，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准备：一个是深厚的生活功底。因为他创作《大刀记》不是凭空而来，它确实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特别是《龙潭记》这一部分，那就是他的家史和村史，真实的人和事。包括抗日战争故事，也是德州地区特别是宁津县的抗日战争故事；第二个准备，就是思想理论准备。他特别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认为搞创作的，在当时那个环境里，一定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他说：‘我这个生活和我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头领，这个头领就是毛泽东思想。’他对毛主席的著作研究特别深入，特别是抗日战争这一部分，可以说了如指掌。现在来看，我觉得他也是对的，搞创作要有指导思想，没有指导思想哪行呢？第三个就是艺术准备，包括艺术鉴赏能力的准备。在当时国内的作家中，他比较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梁斌，一个是孙犁。他俩都是河北人，宁津县原来也是河北的，他三人算是老乡，他们之间的交往比较多，特别是跟孙犁交往比较密切。我觉得他的艺术风格受梁斌的《红旗谱》和孙犁的《风云初记》的影响特别深。在景物描写方面，孙犁给他的影响很大。在处理战争场面、群众场面，尤其是写《大刀记》苦难史的这一部分，《红旗谱》对他有所启发。他对他两个评价很高，心存崇敬。但他也谈到他们创作方面的不足，他觉得孙犁虽然艺术功力很高，描写景物、写人的心理都非常吸引人，但对大事件大场面的掌控方面，他有所不足。他感觉梁斌善于写大场面，长篇结构方面是比较完整的，《红旗谱》写得气势磅礴。可是他觉得梁斌虽然写的人物个性很鲜明，可在塑造人物的性格思想的发展方面有所不足。他说梁斌塑造的朱老忠这个人物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可塑造朱老忠思想性格发展的历程方面还不行。他在学习他俩时，是有取舍的，有创造的。
　　“大家都知道郭澄清是个农民作家，但实际上不是，他的眼界很高，很宽。从扎根农村、写农民、写农村、为农民代言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作家。但他的文学素养不是一般的农民作家所可比拟的，他有更高的追求，他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他借鉴学习了不少西方的经典，尤其是俄罗斯的经典。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特别敬重，《战争与和平》都看过多次了，评价很高。他对俄罗斯的短篇小说家很喜欢，特别佩服契诃夫。他的《大刀记》写战争，很多地方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
　　“他的短篇《黑掌柜》，刻画的黑掌柜特别像契诃夫的人物。他的短篇，受孙犁、赵树理这两个人影响很大，但也受了契诃夫的影响。他对法国文学比较赞赏，作品也读了不少，像莫泊桑的作品，还有写《高老头》的巴尔扎克。原先丁玲举办的文学研究所开列了500部外国文学作品，这个单子他知道。所以他从中选择性地阅读、借鉴，那时候不能宣扬，也不敢宣扬，只能偷偷地读。因为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他才敢跟我在这次修改 《奇袭白虎团》的过程中谈起他读书的事情。
　　“在二七剧场修改 《奇袭白虎团》，实际上就是讨论剧本，看演出。他的口才很好，说话极具感染力。说实在的，在修改《奇袭白虎团》这件事情上，他没太用心，他也没提出任何建议来。在我看，他有点农民的小狡猾、小聪明。有次他跟我说：‘戏剧咱不懂，不能瞎说。说不好，麻烦就大了。 ’”
　　那次北京之行，郭澄清与饰演志愿军团长的方荣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许多年，一个在济南，一个在宁津，他们用书信倾诉着相互的尊敬和同志之爱，以至于郭澄清在1985年萌发了为方荣翔写一本传记的念头。
　　1985年5月，郭澄清的长篇小说《龙潭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他给方荣翔寄赠小说时，他把想为他写传记的想法谈了出来。可是，这本传记却没能写成。
　　在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回复作家郭澄清的信函里，他们之间的友谊溢于言表：
尊敬的澄清同志：
　　您好，收到您的精作，深为感谢您对我的关怀鼓舞。自十几年前和您一起工作时四十多岁，一晃时间，我六十一岁了，很是想念您。今读您的佳著，如会亲人更觉亲切。
　　现已开始第一步录像，第二步录音，第三步拍片，先是排编排编，加工、提高，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因我的病情尚未痊愈。艺术是无止境的，自己水平的确有限，走一步学一步吧。我心中就是总怀着多为观众演戏，随着年岁的增长，良好的愿望实现并不大易了。
　　您带信关于写传，这对我是多大的鼓舞啊。现精力、时间均不允许。一天排戏、练声，又投入拍摄工作，是筋疲力尽。过去这段时间再议吧，想多了失眠，不敢深思。
　　希望以后和您取得联系，得您指教和帮助。
　　祝府上幸福！方荣翔 26/2山医附院二西
　　错过的，有时就永远地错过了。方荣翔一句 “过段时间再议吧”，一本能够凝聚郭澄清方荣翔之间真挚友情的传记文学，就这样错过了。
　　在“文革”期间，除去被冲击那段时间，郭澄清于权力，一直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他知道这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的方法。他三番两次拒绝去济南，实际上也是在拒绝那个喧闹的权力场，使自己能够处于一种相对安静的状态中。他知道，一个作家，最后说话的是作品，而不是官职和地位。他蜗居在宁津县郭皋庄，潜心读书思考写作，这多多少少有了点隐士的味道儿，可他的心里始终汹涌着一条浪涛滚滚的大河。这条河的名字叫《大刀记》。

十二、《大刀记》的缘起

　　《大刀记》这部长篇小说，郭澄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他自己从没说过，留下来的材料中也没有提及，现在已无法确定准确的时间了。即使郭澄清的学生、同事、朋友，也是众说纷纭。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他谈论、构思、创作这部小说，前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只能推测，他最早构思《大刀记》的时间应该是在宁津县城居住过的那个四合院里。当然，我们相信一些人曾经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给《大刀记》的构思和完成提过建议，提供过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可是，以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感受来讲，这些建议和帮助对于《大刀记》来讲，其价值肯定不会像现在他们自己说得那样重要。
（下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