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中）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

九、“文革”初期：服务政治的写作

　　（上接2版）1966年2月8日，宁津县文化馆调孙世逊任馆员，主要负责组织管理宁津县的文学创作活动。 3月份，孙世逊带领县文化馆一行人去济南参观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那时郭澄清正在济南采访，准备创作报告文学《大协车站》。大协车站在济南南边，通往新泰去的那条路上，当时是全国交通部门的一个先进典型。孙世逊参观展览之余，去找了郭澄清。他俩这次相见，直接促成了孙世逊与当时《山东文学》的编辑曲延坤、王安友、林文希等人相识。于是孙世逊就邀请他们到宁津来，给宁津县的业余作者进行指导，他们爽快地答应了这项请求。曲延坤还给孙世逊布置了任务，让他将宁津业余作者的作品搜集一下，集中送到《山东文学》编辑部来。孙世逊第一次接触《山东文学》的编辑，就促成了宁津县业余作者的作品在《山东文学》上集中发表的机会，那种激动是无法言表的。事过三十年，老人谈起当年的事情，仍然充满着成就感，他说：
　　“我带着这么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辞别郭澄清和《山东文学》的编辑们，离开济南。回到宁津后，我跟文化馆的领导把这个意思汇报了。领导当然非常支持，责成我亲自抓这项工作。我刚调到文化馆不久，跟基层作者还不是很熟悉，大部分作者又分散在各个公社的村里。我只好按照文化馆提供的重点作者名单一个一个落实。那时文化馆里有公车，是两辆自行车。没有别的办法，我就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去拜访作者，访到谁家就在谁家住一晚，边吃饭边跟他谈论作品。第二天天一放亮，再按照名单去找另一作者的家去。那次一共找了七八个作者，有赵廷辉、刘振江、孟吉庆、郭耀平、舒长霞等。到5月份的时候，他们的稿子就陆续交上来了。我整理好了，跟宣传部和文化馆打了声招呼，就去济南《山东文学》编辑部送稿子。那时《山东文学》就在大观园附近，小纬二路和经六路路口上。我把稿子交给了林文希，他是小说组的组长。在等消息的过程中，白天没事，就去大明湖、趵突泉这些景点转悠。我住的地方离王安友编辑家不远，晚上就去他家找他聊天。
　　“在我等待结果的半个来月过程中，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在我离开济南的头一天，省文联召开大会，开会的人都是济南文化界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到了第二天，我到各个编辑那里打探稿子的消息。我记得当时小说留下两篇，诗歌、戏剧全让我拿回来了。他们催促我说：‘你赶紧回去吧，别再在济南待着了，一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当时，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当天就坐火车回来了。回来一看，宁津的‘文革’运动也开始了。 6月份《山东文学》出来，我一看，全变了，发表的都是一些歌功颂德的诗歌，并且宣布刊物自当期开始停刊了。我送去留用的稿子，一篇也没发出来。始终也没有发出来。
　　“不久，我遇到郭澄清时，他说：‘《大协车站》的创作是一次失败。费了不少力气，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主要咱不熟悉铁路生活，就贴近不了生活，贴不近生活，人物就难把握就难写了。以后写东西就得写熟悉的生活，否则费多大劲也写不好。 ’”
　　1966年、1967年宁津相继发生了杨学珍事件和苑桂田事件。
　　1966年的八九月份，双碓公社小安庄团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杨学珍，在田间喷洒农药时，中毒身亡。那时，县委书记辛生还没被打倒，他头上有多个名衔，最主要的是宁津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辛生很注重抓典型，就责成宣传部将杨学珍事件搞一个典型材料和一个展览。县里给她定了一个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展览结束后，又将杨学珍事迹编成戏剧，在全县各地宣传推广。对于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当时县委、县政府认为，只在宁津本地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杨学珍的先进事迹推向全省、推向全国，于是就集中写作班子搞材料向省里汇报和推荐。起初县委办公室的两位同志组织的材料不过关，没有说服力，省里给退了回来。这时，郭澄清借调到省里搞报告文学《大协车站》正好回来，辛生书记就把这个任务又安排给他了。郭澄清果然出手不凡，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干部因农药中毒事件，上升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模范的高度。这样杨学珍就从一个农村普通干部，变成了一个英模人物。最后，郭澄清组织写作的新闻通讯稿件发表于《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上，题目是《毛泽东思想铸灵魂》，署名宁津县委。当时这个事件，在宁津掀起了一股向英模人物杨学珍学习的高潮。孙世逊老人在回忆这个过程时说：
　　“在这个事情上，我感觉郭澄清能把这个材料归纳集中统一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把杨学珍的事迹发生的根源与自觉地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的文章抓住了当时时代的潮流。可以讲，郭澄清对政治、政策非常敏感，把握政治和政策的能力很强。 ”
　　郭澄清组织写作的这篇新闻通讯，再一次印证了他在《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里阐述的文艺思想，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他日常的言语行动，并不能完全把他的高贵品质表现出来，他那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被挖掘出来以后，往往要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更加感人得多”的具体体现。
　　1966年底、1967年初，宁津县的“文革”运动也开始激烈起来。据《宁津县志》“大事记”记载：
　　（1966年）12月，本县学生、教师、干部、职工、农民都以横扫“牛鬼蛇神”的名义，纷纷组织红卫兵，建立造反组织，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
　　（1967年）1月25日，宁津县城的25个造反组织，抢去县委、县人委的公章，宣布夺权。县直各部门、公社、生产大队也相继效法，全县形势一片混乱。
　　2月20日，宁津县革命生产委员会镇压了宁津一中“红旗”、“狂飙”两个群众组织，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
　　在这期间，辛生书记和郭澄清几乎同时受到了冲击。造反派给郭澄清罗织的罪名之一跟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黑掌柜》有关。质问他为什么写“黑掌柜”而不写“红掌柜”，显然是对“红”这个代表革命的颜色有着刻骨的敌意。他的家被抄了，他的作品被打成了“封、资、修”。据郭洪林回忆说：
　　“以辛生书记为主的县委县政府，委以父亲重任，支持他的文学创作。文革开始后，辛生书记被打倒了，父亲被说成是辛生的狗腿子。父亲被红卫兵揪出去批斗，还抄了家。那些红卫兵让我们弟兄几个喊打倒郭澄清，我们不喊，他们就揍我们。不过，与其他一些领导干部比，父亲受的冲击相对较少。无论哪一派上来了，都需要耍笔杆子的，于是，对父亲还是比较重视的。军队掌权后，就把父亲从造反派手里解放出来，保护起来。父亲在文革中虽然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比起别人来，他遭的罪就轻多了。 ”
　　正当郭澄清遭受冲击时，苑桂田事件又发生了。这给了郭澄清一个获得自由和展示才华的机会。
　　苑桂田，宁津县西大苑村里的会计。他开机器浇地时，打掉了一个胳膊。当时有两个小孩在机器旁玩耍，机器突然飞车了，皮带飞起来，苑桂田刹车时用手挡住皮带，俩小孩得救了，他的胳膊却被打断了。这个事件，县里让郭澄清去采访写稿，郭澄清把苑桂田事件整理成了一篇材料，叫《狠斗私字一闪念》。
　　此前，像整理杨学珍事件的材料一样，县里先指派了两个同志去整理苑桂田事件的材料，然后发给了《大众日报》，结果跟原先一样，给退回来了。县里只能再次起用郭澄清，让他去整理写作这个材料。这次，是郭澄清和孙世逊一起去采访苑桂田事件的。以下是我们采访孙世逊时的实录：
　　孙世逊：苑桂田刹车为了救两个红小兵。这个事出来以后，县府办公室里去了两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送到《大众日报》，结果给打回来了，县里就又让郭澄清和我去采访和整理苑桂田事迹的材料。这个事咱得说说。从这次采访中，我算是佩服上郭澄清了。我无法和他相提并论。实际上我们只采访了村支书和大队长，连现场都没去。郭澄清能引用能发挥，这个材料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材料上就是村里人说的那些事，可郭澄清一写就不一样了。只采访了一次，郭澄清就把材料写好了。报到《大众日报》，一次通过。我不得不佩服他思维敏捷，政治觉悟高。
　　采访人：这个事，我们详细说说吧。
　　孙世逊：采访这事？
　　采访人：对，你俩怎么去的？
　　孙世逊：坐车去的，县委派车。
　　采访人：什么时候呢？
　　孙世逊：1967年的9、10月份左右。
　　采访人：到现场看了看？
　　孙世逊：没到现场，就是到了大队上，找了村支书，还有大队长，就对苑桂田这个事进行采访。
　　采访人：采访了多长时间呀？
　　孙世逊：一两周吧。就是这个采访啊，让我佩服郭澄清，我跟他学了不少经验，他能引导着被采访的人，让被采访者能顺着他的思路走、说。
　　采访人：顺着他的思路编？
　　孙世逊：对，按他说的思路编排故事，是这么回事。
　　采访人：你们见到那俩小孩了吗？
　　孙世逊：没有。
　　采访人：苑桂田，你们见着了吗？
　　孙世逊：见着了。郭澄清写的这个材料，后来就在《大众日报》发了。
　　采访人：什么题目呢？
　　孙世逊：《斗私勇士苑桂田》。我写了一首诗歌，还写了一个快板。
　　采访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到《大众日报》发的时候，变成《斗私勇士苑桂田》了？
　　孙世逊：对。
　　采访人：你写了一首诗？还记得什么题目吗？
　　孙世逊：就是用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个题目。这首诗还在山东广播电台广播过。
　　采访人：快板呢？
　　孙世逊：快板是在宁津县广播电台广播的。那时候叫广播站。山东广播电台广播了我这首诗，还广播了关于苑桂田的西河大鼓。这个西河大鼓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同志创作的。他原来是说大鼓书的，他根据苑桂田事件创作了一段西河大鼓，山东广播电台的人来了以后，给他录了音，我这首诗是电台的同志给朗诵的。我的诗歌在省电台一播送，德州市就知道我了。我也跟着出了一下名。
　　采访人：我插一句，苑桂田这个事，是怎么反映上来的？是村里反映上来的？
　　孙世逊：对。
　　采访人：这个事情真实吗？
　　孙世逊：这个事是真事。
　　采访人：他是故意往斗私上靠的？
　　孙世逊：对，不拦着会不会伤着那两个小孩呢？谁也搞不清楚。小孩在那里玩也是真的，他这一拦就把胳膊打下去了。
　　采访人：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存在假新闻的嫌疑？
　　孙世逊：你说要是无意的，就可能是无意的。你要是说苑桂田当时想了那么多，也是不太符合事实的事情。关键是郭澄清把那俩孩子写成了毛主席的红小兵。苑桂田因为救毛主席的红小兵，这个事可就大啦，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等于说苑桂田救的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接班人。一开始的时候，县里委派办公室去的人整的材料，县里是满意的，可报上去发不出来。关键就是他们没有挖出这个事件的特殊意义来。
　　采访人：没把苑桂田事件的典型性突出出来。
　　孙世逊：对，他们只写事件，没拔高。在这种情况下，县里只好派郭澄清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谁安排的，也让我去，我就跟着去了。我也很受感动。苑桂田在受伤后，村里用拖拉机往县医院送，也真是费劲了。那时候苑桂田那个村还归田庄公社，在田庄东边，张庄的西边，离县城挺远的。他本来是个会计，打的还是右胳膊，右胳膊打了以后，治好了，他就换成左手打算盘，还是坚持当会计。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德州把这两篇作品也在德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下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学珍和苑桂田就出名了。这是1966年、1967年宁津县发生的两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到了1968年，德州地区成立了革委会，苑桂田就成了德州地区革委会的常委了。杨学珍中毒死了，杨学珍的母亲当了德州地革委的委员……
　　在我们查寻郭澄清先生“文革”时期的有关资料时，发现从1966年至1971年这五年间，他只有1966年的《小八将》《三老斗天记》两篇文学作品。当郭澄清再次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走入人们视线，已经是1972年了。那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支部书记》。此前一年，林彪事件的突然发生，给中国带来了一次转机。虽然距离彻底否定“文革”，还需要很长时间。即使有“十年文革，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之称的浩然，他的《金光大道》第一部，也是到了1972年才得以出版的。可以这样讲，从1966年至1971年，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中国文学几乎是零。
　　对于一个正值当写之年的作家来讲，不能不说这五年，对于他，是扼杀！一个卓有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只能去做类似秘书的工作，去整理材料，去写新闻特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甚至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下，还要违心地去整理材料，去拔高一种现象，我们现在真的无法揣摩郭澄清当时的心境了。
　　那时，中国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让一个作家写作。当然，按照自己内心进行写作，更是痴心妄想……

十、命运的转机

　　1969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倒台，成了郭澄清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此前的1967年6月，“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发动全省‘反逆流’。宁津县各群众组织开始分化，以拥护还是反对王效禹划线，形成两大派。从此，派性斗争日益激烈。 ”“1969年4月11日，‘反复旧’妖风愈刮愈烈。宁津县革委被迫进行调整。 ‘四大’组织的头头挤进了县革委领导班子，自此，两派武斗不停。机关、工厂的干部、职工大多脱离岗位，造成工厂停产。 ”宁津县如此，相信当时山东省各地的状况也相差无几。
　　王效禹倒台后，中央任命杨得志同志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接手山东省的全面工作，全省以武斗为主的“文革”乱象得到遏制。
　　“（1969年）9月3日，为落实‘八·二八’命令（这个命令是当时山东省委所下达，《宁津县志》如此表述），稳定宁津形势，宁津县召开誓师大会，号召全县干部、职工按行业归口闹革命，外出人员立即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宁津县通过‘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稳定了形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停止。 ”
　　局势得到控制后，山东省委、省政府着手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郭澄清也由此得到当时领导的重视，命运开始出现转机，并重新开始进行文学方面的工作。据当时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后来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组长、山东省艺术学院院长的李健葆先生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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