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就这样，我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把四卷《毛泽东选集》通读了一遍，并对《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进行了重点复读、精读。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我还利用工作之便，经常下乡深入生活，并向县委提出申请，要求到基层工作。一九六一年夏天，县委批准了我的申请，派我到时集公社兼任党委副书记。在临走时，县委嘱咐我说：“大量的英雄人物，都是在火热的斗争中产生的，要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进而争取自己成为一个先进人物。”并说：“群众中有‘宝’蹲不下挖不来；真‘宝’埋在群众的心里，你要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是挖不出真‘宝’来的。 ”
　　我带着县委的指示、带着毛主席著作、带着安家落户的行李，来到了时集公社。这一年，我们宁津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涝灾，时集公社的四十来个村，土地几乎全部淹没，房屋倒塌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全县的重灾区之一。当时，公社党委为了加强救灾工作，在集体领导的前提下，采取了分兵把口，包片负责制。按照党委的工作，我包下了灾情很重的北六村。
　　我进村后，队干部把我领进了三间大北屋。这个北屋，比较坚固，有八户倒了房的社员住在这里，用一个锅轮流做饭；队部办公室也安在这里，一天到晚烟雾腾腾，孩子哭叫，电话铃也一股劲儿地响，简直乱得很。大家为了照顾我，挤了又挤，才在屋角上给我腾出了一尺多宽的一块地方，放下了我的行李。
　　安下脚以后，我就围着村边转了一圈。只见村子的四周一片汪洋，村里除了水就是泥，简直是不蹚水不能出门，不泅水不能出村。村里的房子，大部分已经倒塌，社员们有的住在窝棚里，有的住在大车下，还有的就睡在街道上。化肥没的盖，淋在大街上；农具没处放，漂在大水中。经过访问，又了解到：社员的口粮，有的被砸在泥里，有的被大水冲走了；国家发放的救灾物资，因为水深路远，又没船只，全靠肩担、人背、水上漂。运来的一部分粮食，又因磨砸翻了，锅砸乱了，烧柴淋湿了，不是这家磨不出面，就是那家做不熟饭。面对这困难局面，应当怎么办呢？这时，我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接着，我打开《毛选》，又重读了毛主席的教导，越读越长精神。我正在琢磨如何发动群众的时候，在村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大娘的房子倒了，她啥东西都没顾得拿，单抱着毛主席像的镜框跑了出来。这使我很受感动，也给了我很大启发。虽然灾情十分严重，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无比信赖，是永远动摇不了的。只要依靠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于是，我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话，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说：“一听毛主席的话，心里亮堂了，有奔头了，不能光看眼下的困难，要看到光明的前途。 ”群众很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了，一个群众性的救灾热潮掀起来了。
　　我和群众一起，筑堤挡水保护村庄，挑沟排涝挽救庄稼，冒着大雨抢修房子，蹚着水去运送粮食。劳动空隙时，还要召开会议，个别访问，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由于我体弱多病，天天泥里水里地干，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迈门槛也觉得费力，思想上有时有些动摇。例如有一回去运粮食，路上曾几次误入深水，险些被淹死。第二次又去运粮食时，天阴得很厚，一场大雨眼看又要下来，可是不去运粮，社员就要挨饿。我望着阴森森的天、茫茫无边的水，又想起了上次运粮的险遇，心里有点犹豫。这时，毛主席又好像站在面前教导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于是，把心一横，又去了。
　　在抗灾斗争中，村里的干部和群众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和高昂的革命精神，对我教育很大。一天，外面又下起了雨，只见窗外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又听街上人声嘈杂。当时我的脚受伤了，行动不便，但是我想：“现在每一个能住的房子里，都有几十口人，要是在这风雨中，有的房子出了闪失，就得造成重大伤亡，要是护村堰被风雨打开，整个村子可就毁了！ ”我越想越沉不住气，便用一块油布包上脚，拄着一个凳子出去了。到了村边，见有一个为抢救军属伤了腿的干部，正在泥里水里趴着大声疾呼，我一看这情景，心里滚烫，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啊！我一下子跑上去，紧紧地抱住他，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这时，我扔掉凳子，扯下油布，随着他跳下深水，投入了抢险战斗。还有一回，队长突然病倒了，我的心里突然压上了一块坯。这事是多么需要领头的人呀！正在紧要关头，有一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自告奋勇，代理队长。他举着拳头向群众大声说：“乡亲们！我们有党，我们有社，没有攻不破的八卦阵，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当队长，拥护我的，跟我排水去！”有一位老贫农，自己的房子倒了，他不去管，死守着队里的粮仓不动。有一个党员，他把自己的口粮省给别人吃了，自己挨着饿，拄着竹竿去鼓励群众，战胜灾荒。有一个民兵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整夜蹲在地主的房子旁边，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刮风下雨也不离开。还有一位妇女，把盖着自己衣物的油布揭下来，盖在队里的化肥上……
　　这些英雄的人物，英雄的事迹，激动着我，教育着我，坚定了我的信心，鼓起了我的干劲。使我感到，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战斗，就是天塌下来，也能撑住。也使我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只有和群众同甘共苦，共同斗争，才能使群众真正了解你，才能和群众真正从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有一天夜里，我和干部们冒着大雨去检查社员的房子，有一个耳朵不灵的大爷，正在屋里端着灯往西墙上照，可是，东墙上正刷刷地落土，他却没有听见，当时，我一步闯进去，把他拉了出来，我们刚迈出门口，身后一声巨响，房顶就塌下来了。当时老人家双手使劲地抱着我的肩膀，啥也说不出来，只叫了一声“老郭”。这两个字使我非常激动，使我感到我和这位贫农大爷的心拉近了，因为过去他只是恭敬地叫我“郭书记”，这是头一次喊我“老郭”。
　　在和群众的共同斗争中，使我亲身感受到了贫下中农炽热的阶级感情，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有一个地主分子，乘我们困难的时候，唆使人民哄抢残秋，并且拨弄是非、离间干群关系，我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群众斗争了他。事后，一位老贫农在我的住处附近守了一夜，我问他干啥，他说：“我怕地主孬小子害你！ ”当时，我望着大爷被细雨打透的衣服，只觉得千言万语都哽在心头，但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还有一回，正是深更半夜，我正在杨西川庄开会，忽然听见马厂村有人喊叫，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便立即向马厂奔去。当时，天很黑，并且下着雨，我顾不得一切，踩着泥水快步跑。正走着，忽然从背后赶来两个人，要把我送去。我说：“不用送。”他们说：“不行！你是党派来的干部，我们要对你负责任！ ”接着，他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一人挎着一个胳膊往前走。走着走着，水更深了，已经淹了人。我正要下水游过去，他俩说：“不行，你的水性不好，要是沉下去，天这么黑，叫我们上哪里去捞你？ ”于是，他俩一边一个，托着我游过了深水。这些事情，使我深深感动。我曾暗自发誓：“我一定老老实实为那些朴实的阶级弟兄们服务一辈子！ ”
　　在这段生活中，我作为党委的一个干部，在与这些英雄的劳动农民的共同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的无畏的革命精神，高昂的革命干劲，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的真诚热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对阶级弟兄真诚无私的关怀，深深地激励着我，使我提高了认识，懂得了许多过去并不真懂得的道理。使我懂得了阶级弟兄是最亲近的人，阶级感情是最真诚的感情，作为一个业余文艺作者，应当勤勤恳恳地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服务，应当积极歌颂我们的阶级弟兄，歌颂他们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的一片忠心，歌颂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冲天干劲。
　　同时，还使我认识到：一个工作人员，只有老老实实在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地去为人民服务，才会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关怀，并且，我还从这次救灾斗争的胜利中体会到：作为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只有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有资格歌颂我们的新时代、新人物。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农村，长在农村，学习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对农村是熟悉的。尽管领导上曾向我说过：“你参加革命较早，是在革命大家庭里‘飞’大的，不是在生活海洋的最底层‘泡’大的，所以你的生活的底子是不十分踏实的。 ”但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通过这次排涝救灾的斗争，才使我从生活实践中开始理解了它。例如，我过去的一些创作，第二手的材料多，第一手的材料少；描写事物外貌的东西多，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少。一个英雄人物，他日常的言语行动，并不能完全把他的高贵品质表现出来，他那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被挖掘出来以后，往往要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更加感人得多。要挖掘这些东西，就必须长期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真正心心相印才行。例如，有一位“五保户”老大娘，主动帮助一个光棍汉和一个寡妇结了婚。后来我问她为啥要管这件事，她说：“傻孩子！要不，再等三十年以后，他们又得和我一样吃五保，给队上添麻烦。”显然，我们如果不了解她这个动机，只是把她成全一对美满夫妇的故事写出来，当然是不会很感人的。不过，我在了解她这个动机时，并不是很容易的。开头问她，她只是说“好管点闲事”，要不就说“我看着他俩正好是一对”。后来我和她熟了，她才把思想深处的东西告诉我。由这件事我又联想到其他一些事，才开始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往往都是不肯表露自己的；凡是处处吹嘘和表露自己的人，往往又大都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
　　正是这段艰苦斗争的生活，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积累了生活。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写出了《虎子》《篱墙两边》等习作。 《社迷》那本小册子上的十几篇习作，也大都是在以后写成的。
　　此后，县委又连续让我参加了三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共两年时间。在运动中，我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使我的习作也有了新的进步。如《公社书记》，就是在参加了第一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写出来的。我尝试着写的第一个中篇《社迷传》，尽管还有很多缺点，但如果没有这段斗争生活，连现在这样的东西也是肯定拿不出来的。
　　在祖国的文艺战线上，我是一个刚刚学步的预备兵，我写的这些东西，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党的要求相差很远，与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相比，还没有把他们崇高的精神揭示出来。今后，我一定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深入斗争生活，熟悉英雄人物，了解英雄人物，学习英雄人物，努力改造思想，促进自己的革命化，大写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大写工农兵英雄人物。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郭澄清这个讲话所阐述的文艺创作思想，就是当时中国主流的文艺思想，即歌颂。这从他以及他那个时代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那时的作家都在实践着这种文艺理论。虽然，在他晚年对这种文艺思想有所反思，然而，他作为那时文艺理论的一个忠诚的实践者的历史，再也无法改变了。我们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到，那时的文艺创作根本没有自由发挥的可能性，作家所做的只能是图解政治和唱赞歌。这就不难理解为那次会议所出版的一本《全国青年业余作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言选》里，几乎都是这些类似的题目了。比如《大说革命书大鼓革命劲》（古吉华）、《毛泽东思想是我创作的灯塔》（王永顺）、《夺过笔杆子保卫印把子》（陈发松）、《讲好革命故事当好党的宣传员》（吕燕华）、《我唱山歌党定音》（陈有才）、《做党的红色宣传员》（赵景春）、《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刘柏生）、《在学习创作中“突出政治”的体会》（林雨）、《毛泽东思想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灵魂》（朱光斗）、《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去冲锋战斗》（任斌武）、《学好毛主席著作是文艺工作者“三过硬”的第一要素》（李准）等等。这些发言几乎是一种声音一种调子的重复，是向那个正在逐步建立的以个人崇拜为目标的“文革”吹响的号角的前奏。与国家曾经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显然是背道而驰。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发轫于1965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被随之而来的“反右”政治运动扼杀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由此而遭到了灭顶之灾。而后起者是会从中汲取教训的，他们学会了明哲保身，或者俯首帖耳。只有这么做，他们才能有机会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奏。那是一个集体失语时代，是中华民族即将走进集体疯狂的时代。即使若吴晗《海瑞罢官》这样的戏剧，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5年，也在劫难逃。至此，再微弱的批判声音，也无法发出了。
　　参加这次会议，象征着郭澄清前期文学创作的一个顶峰。不仅仅确立了他在当时中国文坛上的显著地位，同时也为山东省文坛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为宁津县文坛矗立了一座时代文学的丰碑。可以这样讲，因为有了郭澄清，中国文坛才有了宁津文学这个概念。那时，人们可能不知道宁津这座鲁西北小城，但肯定知道作家郭澄清这个名字。
　　今天，参加那次会议的青年作家们，已经从我们的视线里远去。参会的大部分作家到底写了什么，对于后来的年轻人来讲，可能感到非常陌生。可是有两个作家，大家还是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一个是李准，另一个就是郭澄清。
　　会议闭幕后，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1966年5月——一场被后人称作“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当时这场运动被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大革命对中国的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进行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和摧残。提起那十年的文学时，有人这样评价：“十亿人民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大家是熟悉的，至今，八大样板戏的经典唱腔仍然时不时地被人们哼唱；一个作家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他是浩然。虽然重新评价浩然文学的声音一直存在，但是他还是因为“高大全”这个特定的符号，被后来的文学思潮所漠视。
　　在这个十年开始之前，郭澄清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但由于历史原因，都没有留下来。他在晚年写的《业务自传》里，有这样的话：
　　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阙道隆和张羽同志到我河北宁津县家乡，约我写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一年多努力，写出了四十万字的《武装委员》，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审定发排。正在印刷时，“文革”开始，《武》书扼杀，至今找不到手稿。另一部小长篇《三老斗天记》，是写“三自一包”种棉花的陵县劳动模范范洪泉，山东人民出版社定稿，已送印刷厂印刷，“文革”开始后也被扼杀了，至今找不到手稿。
　　今天，我们暂且抛开那时郭澄清写了什么和怎么写等文学本身的问题，单从尊重一个作家的劳动角度来讲，两部长篇小说，都因为“文革”开始而无法正常出版，甚至连手稿都无法找到，这是一种怎样的摧残哪……
（下转3版）
◆黄书恺高艳国 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