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篇稿子编完了之后，都要拿给郭澄清看，最后由他定稿。有的稿子头一次编完了，郭澄清给你提出意见来，打回来叫你再重编。有的稿子要反复几次，才能定稿。他就是这样的作风，很严谨，你休想在他眼皮子底下马虎过去。你看看他写的稿子就知道了，先甭管他写的内容好不好，艺术水平怎么样，就凭他写在稿纸上的字，都可以当钢笔字帖用。你们如果见过，就会知道他写稿是一丝不苟的。
　　“《宁津文艺》于1960年8月正式出版，可惜只出了一期。在宁津县，像我这么大岁数的喜欢文艺的人都知道，《宁津文艺》的创刊号就是终刊号。 ”
　　从《宁津文艺》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和《稿约》，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创办这个刊物的文艺思想和动机。现将《发刊词》和《稿约》抄录如下：
　　宁津文艺（代发刊词）
　　《宁津文艺》是宁津县工农群众自己的文艺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宣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力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坚持贯彻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和文艺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紧密配合党在当前的政治中心、生产中心。歌颂宁津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冲天干劲，以及工农业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发挥文艺促进生产的作用。
　　《宁津文艺》的作者、读者主要是工农群众。
　　《宁津文艺》着重发表短小精悍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作品，如诗歌、特写、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相声、快板等。同时还要以一定的篇幅发表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短小精悍、易于理解、富于指导业余创作的评论文章，以提高群众的创作水平。
　　《宁津文艺》每双月二十五日出版。每册定价两角。全县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稿 约
　　一、本刊欢迎歌颂党和毛主席以及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欢迎歌颂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辉煌胜利，歌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新人、新事的作品。
　　二、当前以支援农业为主题的作品，纪念建国十一周年和人民公社成立两周年的作品，都将优先发表。
　　三、本刊欢迎优秀的工厂史、公社史、村庄变迁史和革命回忆录。
　　四、本刊主要发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诗歌、民歌、特写、文艺通讯、散文、故事、小说、漫画，尤其欢迎相声、快板、山东快书、小剧等演唱材料。但必须紧密地配合当前的政治、生产中心，文章力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
　　五、在理论方面：本刊欢迎宣扬毛泽东文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论文；欢迎文章评论、创作研究、小言论等文章。
　　六、来稿最好用稿纸誊写清楚。写好作者真实姓名与详细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请勿一稿两投。
　　七、来稿如不刊用，一般退还，但退稿时不一定都能提出具体意见。
　　八、稿件如经发表，即致薄酬。来稿请寄宁津县城内南马号 《宁津文艺》编辑部。勿寄私人，以免延误。
　　在《稿约》下面，针对写作，编辑部又编了一个顺口溜：
　　写稿“十要”“十不要”
　　一要掌握政策，二要客观真实，三要严肃认真，四要分寸恰当，五要结合运动，六要深入采访，七要及时反映，八要具体完整，九要短小精悍，十要通俗易懂。一不粗制滥造，二不添油加醋，三不扩大缩小，四不有闻必录，五不无中生有，六不道听途说，七不无的放矢，八不放“马后炮”，九不空洞庸常，十不深奥难懂。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当时的文艺政策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又在划定一个宣传、批判、歌唱的范围。也就是说，当时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一种姿态。这样的表述，可能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全部内涵吧。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否定它的文学性。然而那是一个时代无法抹去的烙印，一切为了政治，为了歌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真正的文学艺术是不存在的。虽然它信誓旦旦地诉说着 “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作品”、“一不粗制滥造，二不添油加醋”为宗旨的文艺创作思想，可是像“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还是该怎么吹就怎么吹，说真话的胡风、彭德怀等人，只能遭受灭顶之灾。
　　《宁津文艺》创刊号上所发表的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粗制滥造和空话比比皆是。当然，作为后来人，我们无法改变那段历史，也无法理解当时这些业余作者为了自己的文艺作品变成铅字所付出怎样艰辛的努力。但是，当我们用真正的文学眼光来打量那时的文艺作品时，我们只能为那个时代的文人扼腕叹息。
　　文学到底是什么？现在问这样的问题显然有些幼稚。然而在我们几千年的汉字文化史中，“文章经世致用”之类的话，的确不绝于耳。这个“经世致用”，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大力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坚持贯彻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和文艺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紧密配合党在当前的政治中心、生产中心”这样的内容呢？
　　文艺，尤其是文学，有它自己的规律可循，如果政治之手非得强行将其逼迫到从属地位，当成政治的吹鼓手，那么这样的文艺或文学，只能是伪文艺和伪文学。有这样的文字，对于中国文学来讲，可能不是添砖加瓦的功德，而是一种累赘。
　　在《巴黎评论》一书中，有关亨利·米勒的访谈是1962年9月进行的。与《宁津文艺》产生的中国文学时代几乎相当 （晚了仅仅两年零一个月）。在访谈里，访谈者乔治·威克斯问道：“你在关于帕琛的书里讲到，一个拒绝妥协的作家在美国是永远不会被接受的，你真的这么想吗？ ”
　　米勒说：“是，现在更是如此。我感觉美国本质上是站在艺术家的对立面的，艺术是美国的敌人，因为艺术家代表的是个体和创造性，不晓得为什么，这和美国格格不入。我觉得在所有国家——当然不包括共产主义国家，美国是最机械化的、自动化的国家，其他都要好一些。 ”
　　亨利·米勒这句话如果说是在言说美国艺术的话，也正好言中了当时我国文艺创作的现状——我们没有把文艺创作当成一个 “个体和创造性”活动，而是将其当成一种宣传工具，当成政治的附庸了，其结果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文艺不再提“为政治服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的。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
　　在谈了文艺应该反映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后，他又谈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
　　从对文艺的理解上，邓小平和亨利·米勒的论述有着相近的观点。可是，作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距离这样的思想松绑，那时还需要等待十九年之久。
　　实际上，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当时中国文艺没能产生出伟大作品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即使如郭澄清先生想繁荣一个地方的文艺的努力，也只能自觉地接受当时政治的种种束缚。不这样，他是不可能做成事的。如此看来，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人民需要真正的精神食粮，而不是那些为政治做注解的口号式文字。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内，相对于此前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这三十年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可谓微小得几乎不值一提——我们根本拿不出几篇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坛的名篇佳作。
　　“《宁津文艺》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孙世逊有些惋惜，他说，“第二期的稿子也编得差不多了，结果没有出来。上面的原因咱不太清楚，我觉得主要是经费问题。刊物印了2000份，每册定价0.2元，要是全部卖出去呢，就是400块钱，可能少赔点。实际上两毛钱一册，是赔钱的，两毛钱一册还不够成本钱呢。可是对《宁津文艺》，人们还不大认账，就送得多卖得少。即使以县委的名义让各公社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公社里不听你这个，公社里就推脱说没这个闲钱。叫学校订，教育局的威力还大一点，有的学校订了点，也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多大作用。再说，1960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人们饿着肚子，哪有闲心看《宁津文艺》呀！最后只好确定停刊。在确定停刊之后，郭澄清带着我和张北健，到农村体验生活去了。体验什么生活呢，就是抗涝灾。用这次体验生活的材料，郭澄清写了一篇《灭灾日记》，后来发表在《天津日报》上。
　　“那时，正是1960年暑假期间，教师们正在集体备课，全县的备课教师合起来不到2000人。 《宁津文艺》停刊时，也在这个时候。夏末秋初，正赶上大雨连连，尤其是小店这一带，地多，人少，而且土壤是属于黏土，下了大雨，连村都进不去了，房倒屋塌，没吃的没烧的，村民需要救援。这时候县委研究确定，让教师别备课了，全县的教师备课不到十天就拉着队伍上南边灭灾去了。《宁津文艺》编辑部的人员也跟着参加了这次灭灾工作。郭澄清说灭灾工作是体验生活。教师都是按公社分的，有上这个村的，有上那个村的。教育局成立了一个灭灾指挥部，灭灾指挥部由县教育局局长负责，还有一个校长当副手。那时开始有饿死人的现象了。
　　“我们仨去了重灾区北六村。三大间屋子，给我们腾出一间来，三个人住在一个炕上。郭澄清烟抽得很厉害，住在农村的土炕上，那个窗台上都是烟头。他带着俺俩就在北六村这里搞灭灾。实际上我们就是跟这里负责灭灾的领导人了解了解基本情况，搜集《灭灾日记》的素材，后来《灭灾日记》就发表在了1960年7月19日《天津日报》上。郭澄清的《灭灾日记》属于文艺通讯一类。他让我和张北健也写点东西。俺俩就写了一部分短诗。说短诗，实际上是民歌一类的东西，他把《灭灾日记》加上我们的短诗一块寄给了 《天津日报》，时间很短，就发出来了。
　　“我还记得我写的其中一首的题目是《锄头一挥草变凉》。一共用了我3首，张北健2首，署名都是宁津县委。
　　“灭灾工作结束后，已是10月份了。《宁津文艺》也停了，编辑部的人都让回原单位去，独独把我一个人留下，安排我在工农教研室，抓工农教育工作，办公室还是用的《宁津文艺》编辑部的房子。
　　“《宁津文艺》停办之后不久，郭澄清调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因为前一段时间工作关系，我们成了熟人。郭澄清平易近人，说话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闲着没事时，我就常到他办公室里走走，聊聊天谈谈文学。那个时候县里还没给他分房子，就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张床，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由于郭澄清天生是搞文学创作的，搞机关材料不是他的长项，辛生书记就让他回家专心写小说，县委没有特别的事情，他可以不来坐班，还在县城车站新村给他安排了房子。 ”
　　郭澄清在宁津县城里的第一所房子是一个四合院，可是只让他住四合院的三间东房屋。这个四合院里一共住了八户人家，吃饭的时候八户人家都把饭桌摆在院子里，一边吃一边聊天说话。北房屋住着一个抗日时期的老干部，叫闫城。闫城是个象棋好手，自称 “江北棋霸”。郭澄清也是个象棋好手，没事了，两人就下象棋聊天。这个自称“江北棋霸”的老革命干部却不是郭澄清的对手，十盘倒有九盘败在郭澄清的手下。后来郭澄清觉得跟他下棋没意思，再说自己也正处在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和闫城下棋就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可是闫城却不管这些，每天都缠着他下棋。郭澄清没办法，就规定闫城输一盘棋，要讲一段他亲身经历的抗日故事。
　　王金铎也住在这个四合院里，他说：“郭澄清是一个极善于学习善于吸取善于总结的人。他不仅利用和闫城下棋的机会搜集到了抗日故事，也利用每一次下乡的机会，找乡村里的老人了解打听宁津这一带抗日的故事。他就是根据这些抗日故事，再加上自己的家史、搞‘四清’时在村里听来的忆苦思甜故事等等，一部恢弘的作品就这样慢慢地成型了，这就是后来让他名满天下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大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