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版）那的确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时代。那是个你一批评，就立马把你打成反革命的时代。要说那时的文学有缺点，没有揭露和批判的文学，只有不痛不痒光说好话的文学，那也是那个时代的缺点，不能全算在某个人身上。
　　“1959年，因为机构压缩，《宁津日报》停办，人员分流，郭澄清去了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我就去了县委办公室。 1964年，他又调到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主管材料工作。可是，他不是写材料的那种笔杆子。用当时县委书记辛生的话说，就是‘他把材料写成了小说’。于是，就只让他挂个名，没事可以不来上班，在家写小说。 ”
　　辛生书记对郭澄清的才干和文学成就心有敬佩。可以这样说，辛生书记是郭澄清生命中的贵人，他尽其所能地给了郭澄清时间上的自由，让他得以在文学创作上尽情发挥。郭澄清也是一个明白人，在他和辛生书记相处的这段时间里，他不仅仅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还将宁津县的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培养和扶持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同时还主持创办了《宁津文艺》。郭澄清那时将宁津的文学活动搞得风生水起。

五、“宁丁”岁月

　　据《宁津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11月，辛生调任宁津县委第一书记。”辛生此前是河北省沧州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辛生生于1927年，沧州人，2011年于德州去世。抗日战争时期在渤海军区宁津县保店区（第七区）任区委书记，领导保店区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后在沧州地委工作。
　　辛生书记走马上任宁津县委第一书记之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之际，全国上下却在轰轰烈烈地上演一场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甫一上任，他就带领全县人民在救灾和批判彭德怀、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上进行拼搏。直至水患过去，反右政治运动也告一段落，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县的经济建设和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上来。作为一个文官书记，他深深地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他责成县委办公室和宣传部门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报道宁津县在经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些先进经验，挖掘宁津县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当时，不提倡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作品，辛生书记就给这个写作班子起了一个集体笔名，叫宁丁。
　　郭澄清作为辛生书记最赏识的笔杆子，虽然写材料不是他的长项，可他开阔的眼界是宁丁写作班子所不可缺少的，他自然成了主要成员。实际上，后来宁津县培养起来的英模人物的新闻特写文章，几乎都出自郭澄清之手。
　　在当时的河北省，县级宣传队伍的先进县是胶河县和吴桥县，辛生书记亲自带领宁丁写作班子成员多次到这两个县进行学习和交流。辛生书记是一个热爱思考和善于总结的人，尤其在杂文创作方面，他更是乐此不疲。他认为杂文在极其短小的篇幅里，能够一针见血地将一个观点讲得清清楚楚，鞭辟入里，发人深思。他不仅仅向宁丁写作班子强调，要多思考，勤于思考，多下基层，多发现问题，而且他还亲自给写作班子出写作题目。更有甚者，他还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提纲，让写作班子的成员按照这个提纲进行创作。对于宁丁写作班子向外发出的稿子，他每稿必审，每稿必与宁丁写作班子成员进行探讨，这样不仅仅使文章修改得更好，还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那时，每个月在《沧州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都会有宁丁的十几篇杂文、通讯报道、人物特写、报告文学等文章发表。这不仅仅宣传了宁津，而且为宁津培养了一大批通讯报道写作人才，后来这些人有的还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在辛生任宁津县委书记近七年时间里 （1959年至 1966年），宁津县培养出很多英模人物和领导干部，除郭澄清外，还有后来的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张长森，德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艳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德州市总工会主席李守凤，全国业余教育积极分子、宁津县教育局副局长黄秀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执委委员徐桂香，“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杨学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社员侯秀荣等。这些英模人物的涌现，使得宁津县在当时的全国令人刮目相看。
　　1964年，“四清”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辛生书记与宁丁写作班子一起借着下乡搞 “四清”的机会，与广大社员在田间地头和炕头进行促膝攀谈。社员们普遍反映再这样继续吃大锅饭，都得受穷。于是，他责成宁丁写作班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创作了杂文《冒尖辩》和《略论穷和富》，发表在《河北日报》上。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在土地改革时期，我们提 “谁穷谁光荣，谁穷谁革命”，有它在特定时期的积极意义，而经过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不应该再提“谁穷谁光荣，而是应该提谁富谁光荣，谁穷谁可耻”。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鼓励冒尖，允许冒尖”的论点，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点不谋而合。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这也好像预示着一项重大的农村改革运动即将来临。随后，辛生书记又责成宁丁写作班子将 《冒尖辩》《略论穷和富》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最后形成了县委文件，即《关于幸福灭穷的调查报告》。宁津县委在大齐村召开现场座谈会，会上辛生书记亲自做报告，大力提倡“兴社会主义之富，灭资本主义之穷”、“谁富谁光荣，谁穷谁可耻”、“谁富了看戏坐前排，外出坐小汽车，谁富了可以优先入党”。座谈会一致通过了由宁丁写作班子起草的这个调查报告，最后会议还一致同意将这个报告上报沧州地委、河北省委、华北局。沧州地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并进行了批示。正在等待河北省委、华北局进行批示之际，“文革”却开始了。华北局正好抓了宁津县委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责令沧州地委和宁津县委进行彻底地检查。华北局还责成沧州地委组成以张瑞芳为首的督察小组来到宁津，督查宁津县的检查和纠正工作。《冒尖辩》《略论穷和富》《关于幸福灭穷的调查报告》三篇文章被打成“三棵大毒草”，不仅仅县委书记辛生受到了批判，整个宁丁的写作班子成员也受到冲击。
　　“文革”开始后，宁津县这次农村改革实验性的理论和实践被扼杀了，也成了扣在辛生书记头上的一顶沉重的黑帽子。先是将辛生书记及宁丁写作班子的骨干分子打成了反革命，而后就将他们下放“牛棚”进行改造（即“五七干校”）。在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那一个阶段，辛生书记获得了解放，被派到德州市夏津县任县委书记。那时，夏津县派系斗争极其激烈，作为文人书记，他无法平衡当时的派系斗争，他在任期间，夏津县的工作无法恢复到中央要求的正常秩序，组织又将他调任德州市地委党校任校长。不久，他又被组织安排回河北省沧州地委，任地委常委、组织部长。
　　用他的老部下王志广的话说：“辛生书记这一辈子为宁津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从当时沧州地委常委、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来到宁津，辛勤工作，为宁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最后，他又回到沧州地区。十几年下来转了一大圈，他还是沧州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
　　作为德州市的一名老干部，一名在农村改革实践中勇于创新的革命干部，他做了该做的事情，德州人民、宁津人民铭记他的功勋。他在六十年代所做的农村改革探索和实践工作是正确的，已经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所验证。
　　辛生书记退休后，又回到了德州。宁津县的领导和当时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去看他，跟他说：“扣在老书记头上的 ‘三棵大毒草’已经平反了，县委为此还专门下了文件。 ”
　　他说：“我虽然至今还没有见到这个平反文件，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当时我们宁津县的探索是对的，这就是最好的平反。至于文件，见到和没见到，都无所谓了。”
　　1975年，郭澄清的《大刀记》在全国刮起了一阵旋风。那时，他正在德州地委党校任校长，就跟宁津县的领导和老部下说：“郭澄清是宁津县走出来的文化名人，也是宁津的一面旗子，大家要打好这面旗子，运用好这面旗子。 ”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辛生书记在宁津的理论实践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以及宁丁写作班子所探讨的中国农村改革之路，是他留给宁津县的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
　　事过境迁，当回首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时，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的基层干部早就进行过超越我们整整一个时代的思考。这些思考是“邓小平理论”的坚强基石。
六、夭折的《宁津文艺》
　　1958年12月，宁津县由河北省沧州地区划归天津市管辖。 1959年，天津出版了一本《天津十年》。这本书主要反映的是天津市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里面收有郭澄清先生的一篇文章《宁津麦》，还收了一篇县委书记辛生同志写的 《齐口渔场十年》，除了这两篇以外，其它文章都是天津市其他地方作者写的。
　　后来协助郭澄清编辑 《宁津文艺》的孙世逊回忆说：
　　“郭澄清发表在 《天津十年》这本书里的《宁津麦》，主要是夸宁津的小麦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丰收。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全国到处放卫星，广播里天天都是这样吹牛的内容，动不动就粮食亩产上万斤。明眼人一听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国家领导人就是爱听这样的不实之词。说亩产多少多少斤，达不到怎么办？就只好弄虚作假。把几十亩地的粮食甚至是上百亩地的粮食都集合在一起，说成是一亩地长的。那是一个信口开河的时代，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大家就可着上面的心思往大了吹。谁吹得大，谁吹得响亮，谁就有本事。所谓‘大跃进’，就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提什么超常规发展，提什么‘赶英超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荒唐不经的口号。从表面上看，那时制定的政策心愿是好的，实际上祸患无穷。太想当然了！辛生书记的《齐口渔场十年》，也是赞扬齐口渔场在这十年里怎样响应党的号召，怎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生很注重抓宣传工作，把宣传工作放在头等大事来抓。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辛生为什么那么支持郭澄清搞文学创作了。 ”
　　《宁津日报》停办不久，郭澄清向县委、县府提议创办一个文艺刊物，刊物最后定名 《宁津文艺》，是双月刊。那时宁津县是全国业余教育先进县，文艺创作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郭澄清想通过这个刊物，将宁津县的文学艺术创作水平再提高一步，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刊物推进宁津县业余教育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那时候一个县办一个文艺刊物是很厉害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孙世逊说，“实际上办这个刊物主要是由郭澄清来支撑。他任主编，我协助他做编辑部的具体工作。刊物所发作品主要来源于宁津县的基层作者创作的文艺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还有戏曲和曲艺。刊物筹备阶段，主要是发动基层作者写稿投稿。郭澄清是宣传部副部长，由他提议编辑人选。抽调编辑的工作由县文教局具体负责。文教局就从教师当中抽了几个人，组成了《宁津文艺》编辑部。在成立编辑部之后，又等了一段时间才把我调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郭澄清这么了解我，非得把我调来编辑《宁津文艺》。这是我跟郭澄清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1960年的5月份，我正式来《宁津文艺》编辑部上班，麦子还没熟呢。当时不是正式调动，是借调，我的工资关系还在宁津二中。我并不愿意来干这个工作，那么多文人被打成右派了，挨整了，就让我产生这么一个想法：搞文艺创作很危险。可是没办法，最后我还是来了。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辞职，可以进行双向选择。那时可不行，一纸调令下去，这就是命令，你必须执行。一张嘴就是革命工作需要，你敢不服从命令吗？
　　“《宁津文艺》编辑部主要有这几个人，王祥云、王真溪、张北健、刘金轩、陈策，还有我。俺这一伙人，就组成了《宁津文艺》编辑部。《宁津文艺》编辑部就在现在的县委招待所的西边，当时三间大通屋，我们几个人吃住都在这里面。靠着床放一张办公桌，看稿子编稿子。
　　“编辑部成立起来了，郭澄清就给大伙开会。他宣布王祥云具体负责刊物的日常工作。从这次开会时郭澄清讲的一些话，就能看出郭澄清的创作思想来。他很注重政治思想宣传，他把文艺创作当成了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我们办的《宁津文艺》就是县委县府的喉舌，是党的喉舌。咱们这些人都应该是共产党员，这是首要条件之一，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之一。即使你现在还不是党员（那时候我就不是，这里面有一半是的，一半不是的），将来也必须得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积极地自觉地向党靠拢，现在还不是党员的，争取早日入党；是党员的，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牢记我们是党的喉舌这一点，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我们办《宁津文艺》的宗旨。 ’关于编稿呢，郭澄清说：‘你们要多编基层作者和农民作者写的稿子。作者写不好的，你们得编好。素材好而没有写好的，你们就给他重新写。发表时，要用原作者的名字。这也是我们培养农民基层作者的一条捷径，也是我这些年编辑《宁津日报》的经验，大家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第一期《宁津文艺》的稿子，我编得比较多。编辑部的文章、宣传部的文章，都是我代笔写的。另外还替文教局写了一首诗歌。这一期，要按字数算，我编的稿子、写的稿子得占一半左右。 （下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