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子虚乌有的“老虎”

　　（上接2版）据《宁津县志》“大事记”记载：“（1951年）9月1日宁津县第一初级中学成立，招收学生116人。 ”为了筹建宁津一中，县里把郭澄清先生从城关完全小学调到了一中，任教导主任，校长是当时的女县长王健民。校长几乎不过问学校的事情，郭澄清这个教导主任，全权负责学校的筹建和教学工作。
　　到1951年冬天，“三反”运动就开始了。 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农业战线开展的增产运动中发现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风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此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1952年1月中旬，全国“三反”运动普遍展开，经过领导自我检讨、群众检举揭发、有贪污行为者坦白，“三害”问题的基本情况已大体清楚，运动的重点开始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打“大老虎”阶段。
　　在打“老虎”斗争高潮中，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过激情况，如：定出打“老虎”指标，出现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从而伤害了一些无辜者。中央发现苗头后，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 1952年10月25日，“三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达850万—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查出贪污1000万以上的10.5万余人，约占2.7%，绝大部分免予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缓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是在这次运动中惩处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
　　这场运动在宁津县，是从1952年2月开始的。据《宁津县志》“大事记”记载：“是月，本县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参加人员726人，打成‘老虎’63人。10月，被错打‘老虎’者，先后恢复了工作。 ”
　　郭澄清成了这63个 “老虎”之一。王志广在谈到郭澄清的这次遭遇时，说：“那时流行这么一句话，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郭老师主持一中的筹建工作，有人怀疑他吃私贪污，就进行了揭发和告密，他就被打成了‘老虎’。那时一中的管理班子主要这么几个人，教导主任郭澄清，还有一个田奎善，司务长张万禄，会计梁若冰，还有一个协助工作的老师，叫啥名字，现在忘了，他们都被打成了‘老虎’。那时的审讯也很简单，就是没黑没白地‘熬鹰’，熬得人实在没办法了，就只能交代了。交代得少，不行，达不到告密人所说的指标，不过关，说不老实交代对抗政府，就继续‘熬鹰’。后来交代的数字就大了，结果交代的吃私贪污的数字比县里建设一中拨款的数字还要大出多少倍。还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和各企业代表、全校师生批斗大会，在一中文庙里开批斗会。实际上一中的班子根本没有吃私贪污的事，硬要弄出事来，只能采取非人道的办法。说白了，运动就是整人。那时县里的 ‘三反’工作组长是肖长林。凭良心讲，这个人办事还是讲一些原则的，虽然也出现了整人的现象，可是对每一个案子，他还是组织人严格落实严格查证的。对于一中领导班子贪污的案子，弄到最后，也没有弄出贪污的事实证据来，就把老师们都下放了，下放到农村里去，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郭老师会木匠活，下放那段时间除了下地干活以外，他就做木匠活。他的木匠活，我不敢恭维，也就是会做个小板凳小吃饭桌子啥的，没见他做过正儿八经的家具。后来，‘三反’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县里也没出啥文件，也不说平反也不说落实政策，就又把老师们都召回来了。可是，所有老师都不能回原单位，要异地安排工作。县里先是安排郭老师去了道口镇完全小学教书，转了一大遭，后来又调回了城关完全小学。 ”
　　王金铎在谈到郭澄清的木匠活时，说：“郭老师欠我一个迎门橱，要是我有他打的迎门橱，也该成文物了。郭老师光说给我打，最后也没给我打。我也不好意思追着老师的屁股后头催吧。可是，要是有老师一个迎门橱用着，天天看着，天天掸掸上面的尘土，那该多有意思。 ”
　　因为郭澄清是当时一中的实际负责人，被打成“老虎”后，不仅仅受到了“熬鹰”的待遇，还受到了关进班房的特殊待遇。郭洪林说：“父亲进了班房，母亲去班房陪伴父亲，安慰他不要着急生气，还向父亲说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永远和父亲在一起。我想当时母亲是很焦躁也很绝望，对发生的这一切肯定不理解，要不母亲不会学吸烟。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过，就是那时学会吸烟的，一吸就吸了一辈子。最后母亲得肺癌肯定跟吸烟有关。另一个原因就是母亲跟父亲这一生就没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比父亲官小的都比我们家日子过得好，作为一个家庭妇女，母亲能不窝火吗？窝火能不得病吗？母亲去世时才54岁。”说着，郭洪林禁不住流下眼泪，声音哽咽。
　　回到宁津县城关完全小学，郭澄清一边教学，一边进行最初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到1955年，他的文学作品开始遍地开花——诗歌和小说一起迸发出来。短篇小说《郭大强》，由郭澄清整理的民歌作品《我那张票定选你》《像台戏》，组诗《社员短歌》包括《一条心》《人力胜天》《鸭嘴犁》三首，短篇小说《万灵丹》，成为郭澄清文学创作的第一套组合拳。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昂胸阔步地走上中国文坛，开始了他漫长而轰轰烈烈的文学创作生涯。
　　1955年至1965年这十年，郭澄清以《黑掌柜》《茶坊嫂》《方方嫂》（后改为《助手的助手》）《公社书记》《嘟嘟奶奶》等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名家的地位。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宁津县走出了一批短篇小说作家、戏曲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比如张长森、郭洪江、刘俊江、赵廷辉、孟吉庆、刘德荣等，流风所及，直至今天，宁津县的文学创作依然后继有人，比如王焕琦、杨祝山、孙福新、谢文成等，都是郭澄清这条文学河流里的一股股溪流。

四、在《宁津日报》的日子

　　据 《宁津县志》“大事记”载：（1956年）9月，中共宁津县委的机关报 《支部建设报》创刊。该报于1958年5月更名为《宁津报》，后又改为 《宁津日报》，1959年7月停刊。
　　由于郭澄清先生在宁津县文学创作方面的突出成绩，县委任命他为《支部建设报》主编，同时兼任县广播站站长。
　　王志广回忆说：
　　“1956年时，我在宁津县第一中学还没毕业，就在学校里当了教导干事，相当于一般职员。你们想想，那时我们国家是多么缺少有文化有知识的干部啊。后来县里筹建《支部建设报》月刊时，前脚郭老师去了，后脚我就被调到了县委宣传部，郭老师是《支部建设报》的主编，我是他的助手。估计我调到县委宣传部编辑《支部建设报》，也是郭老师推荐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件事。他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帮助别人做了事情，即使不要别人报答，也得跟人家说说，好让人记住他，感激他一辈子。他根本不考虑这些，他帮助人，一条是这个人得有德有才有能力，二是他完全从工作方面考虑。后来我也问过，他说你只管干好工作，别的没必要多考虑。我追问是不是你帮我调来的，他支支吾吾地什么也没说。那时的人和现在不一样，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工作，人情关系很简单很单纯。从此，我和他的关系就又加了一层，我们不仅仅是师生关系了，我们还是朝夕相处的同事。 《支部建设报》主要发基层党支部的通讯文章。 《支部建设报》就是当时宁津县委、县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论阵地。
　　“1957年，《支部建设报》改成了《宁津报》。从原来的月报改成了周报，编务一下子多起来。除我们两个人外，又增加了四个人，有李本清、李玉甫，另外两人是谁，现在记不起来了。 《支部建设报》的办公地点在原来老县委院内，改成 《宁津报》后，一增加人员，房子就不够用了，我们就搬了出来。
　　“1958年《宁津报》又改为《宁津日报》，编辑也增加到了18个人。总编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万珂，郭老师是副主编。周万珂基本不过问报纸的事情，郭老师是实际上的主编。
　　“编报纸主要由我们两个人负责。所有稿件最终由郭老师定稿，每篇稿子，他都要亲自审阅。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嗅觉极其灵敏，从来稿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搜集了一些创作题材。他创作的报告文学《铁头和骆驼故事》就是从一个叫任城的报道员的来稿中汲取的营养和素材，后来他把它改成故事发在了 《宁津日报》上，进而又将其写成了报告文学。
　　“郭老师极其爱才，极其敬业，他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惜这些通讯员。他不仅仅要从这些来稿里寻找创作题材，还帮助这些通讯员改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帮助了通讯员写作技能的提高。那时，他诗歌创作和短篇小说创作已经进入高峰期。当然，从现在眼光来看，他的诗歌写作打上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浅显直白，诗歌题材主要是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气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郭老师曾经也是个诗人了。他后来创作的《社迷》也是从来稿里汲取的营养。当时宁津县归属河北省管辖，他前期的诗歌和小说主要发表在 《河北文艺》《沧州日报》等报刊上。
　　“郭老师在生活方面不讲究。我们本来有师生之别，可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区别。在报社那些年，由于晚上经常打夜作（加夜班），我们常常抵足而眠。对于穿戴对于吃喝，他就更不讲究了。 ‘衣尚蔽体，食尚果腹’，说他，再恰当不过了。但是他抽烟很凶，那时他抽巨轮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很少看见他扔烟卷头，火柴用的也很少。后来他在写《大刀记》时，晚上用抽烟提神，人家是写作，他是拼命。郭老师善于思考，经常倚着办公桌后面的墙闭目而想。久而久之，墙上就烙印了他头的一个阴影，黑乎乎，发亮光。在郭皋庄，他书房的墙上也有这么一个阴影。
　　“他发明了一种‘空气洗衣法’，也有的说叫‘空气晾晒法’，大同小异。这个典故后来让他写进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里去了。那个公社书记有他自己的影子。那时，我们经常下乡采访啊，拜访通讯员啊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干部，忘了是谁了，看见他从来不洗衣服，就问他：‘老郭，你怎么从来不洗衣服啊？ ’郭老师说：‘哪能呢，我是让空气给洗。 ’这就是‘空气洗衣法’的由来。郭老师好几件衣服倒替着穿。身上这件脏了是把它挂到院子里的铁丝上，任凭风晒雨淋，到身上的衣裳再穿脏了，就换上铁丝上的衣裳，再把身上穿脏了的挂在铁丝上。有时也把穿脏了的衣裳往床下一扔，换上早扔在床下的衣裳。他就这样，我从来没看见过他洗衣裳。那时离家十几里路，也没有自行车，回家只能步行，他老婆是个教师，还要伺候老公公，料理家，又要带孩子，根本没时间照顾他。在生活方面，要我看他是有些懒，懒得出奇。现在想想，他是舍不得时间。他不像我们，干完工作还有些空闲，说说话，上街转悠转悠。他既是报纸的主编，又要给作者改稿子，又要写作，那可真叫忙得脚丫子都没法沾地了，说真的他的确没有空闲时间。
　　“那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书可读，大家的阅读范围都很窄。他那时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再说，我们编报纸也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阅读领袖的著作是工作，也是一种必须。
　　“后来，宁津县还创办过一个文学刊物，叫《激流》，是在《宁津日报》之后创刊的，归文化馆管辖，他也是主编。那时，我们宁津还没有电灯，就是一个泡子灯，烟熏火燎的，灯头很小，光很暗。他就趴在这样的泡子灯下看稿子编报纸写小说，再加上他抽烟抽得凶，经常是熏得脸上鼻子里黑乎乎的，小鬼似的，一抠一根黑手指头。他睡得晚，起来得倒是很早。每早第一件事不是洗脸漱口，而是擦泡子灯，扫地上的烟灰。在报社那几年，我没看见他溜过一次早。
　　“郭老师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现在说，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是亲历者我知道，他对毛主席的爱戴是真挚的，是从心里头发出的真实的爱。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具体的体现。比如他写过一首诗叫《糖甜不如蜜》：
　　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
　　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
　　“他学《毛泽东选集》，那可是真学，一字一句地学。要我看，他那段时间的文学创作，就是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高唱赞歌。那时国家跟抽风一样，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还没结束，另一个运动就开始了。这些政治运动，在郭老师当时的小说里都有所体现。不过他不写整人的事，在他的小说里阶级斗争这个主题实际上是很淡的。即使写到阶级斗争，他也想尽千方百计把阶级斗争化解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实际上他写的阶级斗争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思想作斗争，而不是故意地将这种矛盾扩大化，使之成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现在再看郭老师那时的短篇小说，这方面我的体会更深了。郭老师对政治有着极敏锐的嗅觉，他总是能提前一步写出适合政治宣传的作品来。比如他写模范人物，那时还没开展 ‘向雷锋同志学习’呢，他就塑造了那么多雷锋一样的英雄模范人物。他总是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好人好事来写，用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影响人、引导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他短篇小说的主调，也成了他短篇小说创作的主体。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他的短篇小说还是打上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批判的精神少一些，歌功颂德的成分大一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时只允许歌颂，不允许批评。胡风就是上了个万言书提了提意见，彭德怀实际上就是想扭转一下当时的浮夸风，结果都被打倒了。那么多想写批判现实不正之风的作家都先后被打倒了，有的作家由于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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