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四代在一起。郭澄清（右）听父亲讲述大刀的故事。

二、走出郭皋庄

　　（上接1版）1945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而对处于冀鲁平原上的宁津县 （当时为振华县，1949年5月改为宁津县）来说，意味着双重解放。日本鬼子被打败的同时，国民党的宁津县党部书记长朱华章仓皇逃往沧县，伪宁津县保安联队副鲍秀祥弃城逃跑，宁津县获得了彻底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随之而来的是全县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和拥军参军热潮，从1945年至1948年，全县先后有13500名青壮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郭澄清有幸成为这些有志青年里的一个，从此走出了郭皋庄。
　　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人急需培养一批文化人才，1945年郭澄清参军后就被分配到渤海军区青年干部学校学习，他酷爱文学，开始在学校刊物上发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人物特写等。他是当时学校里非常活跃的文艺兵。那是1948年，他已是19岁的大小伙子了。到了秋天，济南战役打响，青年学子们打起背包，径直奔赴济南前线。
　　孙世逊是宁津县原文化馆馆员，与郭澄清共事多年，是后来宁津县比较活跃的业余作者和文学活动组织者，曾参与编辑《宁津文艺》和《宁津县业余作者作品选》，是宁津县业余文学创作的推手之一。晚年参加编辑《宁津县志》。我们采访时，他讲述了当时郭澄清先生参加济南战役时的情况：
　　“我们是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夜晚进入济南的。后来才知道，这时解放济南的仗已经打完了。可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都争先恐后地往前跑，想当第一个占领敌人阵地的人，那多光荣啊。我们一路向城里跑，脚下磕磕绊绊的，那时谁也顾不上看脚底下是什么东西在绊脚。我们是文艺兵，身上没有那么多打仗用的东西，又加上年轻气盛，觉得没用多少时间就跑到城里了，首长让我们原地休息待命。我们哪里睡得着呀，大家就吵吵说怎么没打仗就让我们休息，这哪里像打仗呢。吵吵了一会儿，我们也觉得有点没意思了，就靠着墙根坐下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秋风吹，天有些凉。待到集合号响起来，已是黎明。这时，我们才看清楚，那些在我们脚下磕磕绊绊的，不是别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解放军战士和国民党的兵都有。 ”
　　郭澄清在济南解放后，没能随大军继续南下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而是被组织安排在了济南，脱下军装，成了一所小学的教师。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百废待兴，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长期存在文化教育的缺失，致使文化观念极其落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障碍，因此政府从抓基层教育入手，与经济建设一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扫盲运动，全国各地新式小学、中学应运而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组织又安排郭澄清回到老家宁津县，任宁津县城关完全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校长兼学校的地理课教师，从此开始了他近四十年的教学、宣传和笔耕生涯。
　　王志广是郭澄清最器重的学生之一，是宁津县业余作者队伍的骨干，在城关完全小学毕业后，考入宁津县第一中学，没毕业就被学校安排担任了学校的辅导员。《支部建设报》（后改为 《宁津报》《宁津日报》）创刊，他被调入报社协助郭澄清编报纸。后任宁津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宁津县农委主任。现已退休。王志广不仅仅酷爱文学，还是一个书法家，1960年8月《宁津文艺》创刊时，刊名就是他题写的。
　　王金铎是郭澄清的另一个出色的学生，也是宁津县业余文学创作队伍的骨干成员。他是一位书法家，先后任宁津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现已退休。老先生至今笔耕不辍，目前正在创作与郭澄清交往的回忆录。
　　我们有幸采访到两位老先生，在谈到郭澄清先生的教学时，他们用了几乎相同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谈到高兴处，两位老人竟然站起来，模仿郭澄清当时讲课时的神采。
　　郭澄清教地理，上课从不拿课本，也没有备课本。就那么空着手走进教室，班长喊一声起立，他向下看看，说一声同学们好。学生们就扯着嗓子喊一声老师好。请坐下。每次都是他自己喊请坐下，不让班长喊。这在当时学校里，就他这么做。他走上讲台，右手捏一根粉笔，对着学生，就开始讲哪个省有啥特点，有啥物产，有多少人口，人口由哪些民族组成，地理概貌等等，右手就在黑板上画那个省的地图，画好了就问问同学们听明白了吗？同学们就齐声高呼，听明白了！他就再讲另一个省，待到讲完了，黑板上会现出一张惟妙惟肖的中国地图。郭澄清还把地理课本上的知识变成合辙押韵的顺口溜，便于学生记忆。王志广老人说，这也许就是郭老师最初的文学创作了，他后来写的新民歌体诗歌就有这个特点。
　　当我们让他说几段时，老人摇摇头，说：“都快六十年啦，记不得啦。 ”
　　可不，王志广和王金铎两位老先生，一个七十七岁，一个七十八岁。
　　当我们一再追问郭澄清当时的生活细节时，王志广老先生笑眯眯地说：
　　“那时，早晨起来先是早操，早操后，郭老师用大约20至30分钟时间给我们上早会课。他的早会课总跟说书一样，我们就愿意听他的早会课，天天盼着他的早会课。郭老师口才好极了，记忆力好极了。早会课他讲纪律、学习方面的事情、政治方面的事情，本来挺枯燥的一些大道理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妙语连珠的故事，学生们老师们都鸦雀无声地听他讲。那时县里开个大会什么的，别人讲着讲着，台下人就稀了，有的上茅子（厕所），还有的交头接耳，也有的打瞌睡。可是一到郭澄清讲话，人们就竖起耳朵，台下的人立马精神起来了。他讲话从来没有稿子，讲到哪里算哪里，可是他讲的总是一五一十，头头是道，条理清晰。大伙儿都愿意听他讲话，他讲得极其生动，那手势那神态就像磁铁，把大伙都吸住了。他能把挺大的道理挺复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话讲明白，跟后来的刘兰芳说评书一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是一种享受。那时他不过二十岁左右，比当时我们这些学生也大不了多少啊。 ”
　　宁津县城关完全小学离郭澄清家郭皋庄不远，教学之余，他能抽出一点时间，帮着家里忙活忙活，以尽孝心。他从小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夏天回家，就光膀子下地干活；冬天，就穿上带补丁的老粗布棉袄棉裤，腰里系一根绳子，翻地播种挑水劈柴，样样不含糊。二十郎当岁的年纪，在鲁西北农村，已是该说媳妇成家的年龄。父母就说他要注意注意自己的穿戴，都是该说媳妇成家的人了，再这么邋遢，谁家敢把闺女嫁给你？每次听到父母这话，他都顺从地答应着，可是该咋样还是咋样。父母托人，为他张罗的一门亲事是父亲姨家的一个表姐，他从没见过这个表姐，更谈不上感情。一说出不同意这门婚事的话，他父亲郭芝堂就瞪起了眼珠子，拍着桌子吼道：
　　“婚姻大事，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言，儿女言听计从。你忘了孟子说的‘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
　　“我没钻穴隙相窥，也没逾墙相从！ ”这是郭澄清头一回顶撞父亲。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 ”父亲依然拍桌子，“长大了是不是？长能耐了是不是？有出息了是不是？大人的话就不听了是不是？ ”
　　“不是！我只是想说，我和这个表姐从没见过面，怎么能有感情？没感情怎么能结婚？现在是新社会了，提倡婚姻自由……”
　　“得得得，社会再新，人也得吃饭拉屎上炕睡觉，娶媳妇过日子。原先我跟你娘也不认识，还不是你爷爷说了算你姥爷说了算，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是好好的？”他看看郭澄清，“甭管啥社会，甭管新与旧，长幼有序，父子相从，这个也能随便改？”他还想说什么，娘拽拽他的袄袖子，又抚抚他的头，说：“澄清，你也大了，咱村跟你这么大的，除了当兵没回来的，都早早地娶媳妇了，娘还盼着早早抱孙子呢。 ”说完，就咳嗽起来。
　　郭澄清给娘捶着背，虽然没再说什么，可心里仍旧不服气。第二天天还不亮，就草草地穿上衣裳，打满一缸水，然后站在天井里向着爹娘的屋子喊了一声：“爹，娘，我回学校啦！ ”
　　爹没吭声，娘咳嗽了一阵，说：“怎么这么早？吃点东西再走。 ”
　　“不吃啦，今儿头晌第一堂是我的课，我得回去备备课。 ”
　　娘又咳嗽一阵：“嗯，走吧，好好教书，公家的事忙，没事别光往家跑。 ”
　　“知道啦，娘。你咋老咳嗽，不行我领你看看去。 ”
　　屋里没了动静，他开开角门，又转身看了看老屋，就走了。
　　刚刚解放，农村的生活状况依然很艰难，医疗状况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根本的改变。他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到1950年初，身体已经有些弱不禁风了。家里人就催促他早日完婚，冲冲喜。所谓冲喜，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我们今天倒是愿意相信郭澄清先生的母亲在临终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成家立业，也好死了能闭上操心的眼睛。果不其然，郭澄清先生顺从了父母亲的心愿，和他那个表姐走进了洞房。
　　他结婚后不久，母亲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眼见着娘被装进棺材，眼见着娘的棺材被下到地里去，他无法接受从今往后没娘的日子，他跳进娘的坟穴里，死死地抱着娘的棺材，哭着说：“娘啊，就让我跟你一块去吧，我不能没有娘啊！娘啊，我还小啊，你怎么就忍心不管我了呢？娘啊……”
　　后来，郭皋庄里的一个老人跟我们说起郭澄清葬母这一段时，仍然唏嘘不止，他说：“郭澄清小的时候，咱这里正闹日本鬼子，日子不好过，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我们村地又少，日子就更难过。他娘死的那年，咱这里正进行土地改革，眼看着就有好日子过了，可他娘却得了病，这就是命啊。到秋后，就不行了。 ”
　　我们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听老人家絮叨郭澄清青少年时候的事情。
　　“郭澄清可是个大孝子。别看他是个党员，私下里却一直遵从着孔孟之道的礼法。后来在县里当了干部，有时骑着洋车子回来，离村远远的，就骗下车子推着走，甭管见了谁，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都要站下说说话拉拉家常。有一年下大雨，他爹和邻居争着挖伙道上的土往自家墙根垫，还发生了口角。正好让他遇上，他二话不说，夺过他爹手里的铁锨，就往邻居家的墙根培土，还一股劲儿地给人家赔不是。 ”
　　“他很厚道。 ”我们说。
　　“他的厚道不是装出来的，是打心眼里就这么憨厚。每次回家，他都要先到他爹屋里，开了支也是把钱交到他爹手里。即使后来病了，黑下打夜作赶稿子，早晨起来，还是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先到他爹屋里问安。帮村里人的事情就不用提了，那时县里的文学青年哪一个没得到过他的提携？就是县里也沾了他不少光，那时县里的英模人物能竖得起来，上报的材料，都是他一手弄的。宁津县那时在全国那么风光，就是因为宁津出了一个郭澄清。不客气地讲，郭澄清是宁津的骄傲！ ”
　　母亲去世后，郭澄清就一心扑到学校的工作上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作为一个大孝子，对于母亲的去世，他内心的悲伤可想而知。他无法跟没有感情的妻子述说这种内心的苦楚，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丧母的打击。这时，他的学生刘宝莲走进了他的视野。
　　在采访郭澄清的四子郭洪林时，他说：
　　“父亲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爷爷的姨家表姐，大约在1950年左右结婚，婚期很短。父亲对这门亲事极不满意，据说没曾同房，是奶奶坚持要成就这门亲事的，父亲和奶奶有特殊的感情，奶奶的话他无话不听。奶奶去世后，父亲坚决离婚。那时也正赶上新中国宣传 《新婚姻法》。爷爷坚决反对父亲的想法，父亲就不回家，爷爷就提着棍子来县城城关完全小学找父亲，可能是父亲躲起来了，爷爷就没找到。父亲第一次婚姻破裂后，父亲就找了现在的母亲，母亲小父亲六岁，是父亲的学生。奶奶刚去世，爷爷也需要人照顾，不美满的生活也需要得到心灵安慰，这时母亲走进了父亲的生活，他们就相爱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们的爱情找到了共振点。两个人是师生关系，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母亲照顾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母亲对父亲来讲起到了保姆的作用。”郭洪林的这段描述，向我们揭示了郭澄清走向社会的最初阶段所受生活的折磨，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巨大的财富，可是在他的作品中，除了生命最后时刻写给第二个妻子刘宝莲的长诗《黑妻》以外，对这段历史，郭澄清的小说创作，几乎没有涉猎。对于他的读者来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刘宝莲，郭澄清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个不算漂亮的女学生。她平素热情泼辣，对她的郭老师却有些缩手缩脚，悄悄地给老师洗衣打扫房间，默默地做着本来应该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时间一长，郭澄清就开始注意到他的这个女学生对自己异样的眼神，他的心里被激起一层层的涟漪，他知道这是爱情。刘宝莲小郭澄清六岁，又是他的学生，对于师生恋来讲，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也是一种被人议论的事情。可是1951年，他俩赶上了好时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为了打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对中国两千年的统治，一是抓了教育工作，二是抓了男女婚姻工作，《婚姻法》的起草、宣传、颁布，给这对恋人提供了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的法律保障。郭澄清在父母包办之下组成的家庭走向破裂，已经无法避免。后来他们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证明，他们的结合是正确的抉择。虽然他们在一起仅仅生活了三十八年——1989年，刘宝莲五十四岁，郭澄清先生虚岁六十岁，他们相继离开了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世界——可以说，他俩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小康的日子，可这风雨同舟的三十八年，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在相互依恋和愧疚中，携手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没想到，给他们的婚姻带来的第一个“惊喜”，不是两个人都期盼着的宝宝，而是如他的儿子郭洪林后来叙述的，郭澄清成了“老虎”，成了新中国的阶下囚。 （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