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年底，第一届“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山东省作家代表团里，德州地区共有四个参会代表，其中有三人来自宁津县，这不能不说与郭澄清在全省全国文学界的影响有关。德州地区作家代表团成员是作家郭澄清和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张长森，领队是当时的宁津县委宣传部长林新武，另一名成员是来自夏津县的作家栗春宝。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大会，接见与会代表。
　　在那次大会上，郭澄清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
　　在这篇讲话中，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从文学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入手，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讲话全文如下：
　　我的业余习作生活，已经有十年了。在县委和文艺部门的领导鼓励与具体帮助下，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前后写了三百多首诗歌民谣，二百多篇通讯报道，一百多篇小说、故事和报告文学。这些习作，尽管由于自己努力不够，写得不好，可是，为了我的习作，党和人民群众，花了许多心血。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党和群众支持我；当我的习作出了毛病时，党和群众教育我；当我有了一点微小的成绩时，党和群众帮助我分析总结，鼓励我再进一步。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帮助，没有这一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这风起云涌的英雄人物，那么，我的习作，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我开始习作的时候，正是农业合作化的初期。那时节，英雄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红旗，大闹革命，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英雄人物风起云涌，动人事迹层出不穷。当时，我正在农村工作，这数不尽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时刻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使我精神振奋，心血沸腾，午不能休，夜不能眠。于是，便抓紧工作之余，提笔展纸，学写文章。那时，我对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不明确，只是见到什么写什么，抓到一个写一个，老是写不好。党组织就鼓励我：“不怕失败，勇于实践”，并从各个方面给了我许多具体帮助。
　　一九五五年，我被调到县委会办县报。我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一面和同志们一起努力办报，一面依靠群众的帮助坚持业余创作，三年中，先后写出了小说、散文、故事八十余篇，另外还写了一些诗歌、民谣和通讯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写出来的。如在反右斗争中，我写了这样一些歌谣：“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揍你的脑瓜子！ ”在人民公社化时，我就写了一些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谣，如《两个太阳》的歌词是：“太阳红，太阳亮，太阳的光芒万万丈；我们中国俩太阳，两个太阳不一样：一个太阳住北京，一个太阳挂天上；天上的太阳暖皮肤，北京的太阳暖心房。 ”那时写的一些小说、故事、散文之类的东西，也是在一些新人新事感染之下，为了配合党的政治宣传人物写出来的。如我到杨树高庄工作时，见一对孤儿在农业社里幸福地生活着，很受感动，便写了《铁头和骆驼的故事》；我在京城张庄工作时，被一个两队竞赛的事迹感动了，于是我写了《红旗飘飘》；我在硷场郑庄工作时，这村的支书赵玉德，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农业社的第一眼井，从而用事实说服了保守派，有力地推动了打井运动，于是，我为了配合当时的水利建设，又写出了《打井》。
　　那时写的一些作品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部分作品的人物形象不鲜明、不高大，主题思想不深刻。县委给我指出：“你写的东西，有的见事不见人，有的见事见人不见精神，因而缺乏感人的力量。 ”当时我就想：“革命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本来那么感人，怎么叫我一写就不感人了呢？ ”后来，在县委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找出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水平不高，生活底子不厚。
　　针对这个问题，我根据县委的指示，在同志们的带动下，横下一条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还给自己定了个制度：每天学习一小时。由于我的工作比较忙乱，加上自己体弱多病，在坚持这个制度时，也曾碰到了不少困难。例如，有时弄完工作已经很晚了，思想就开始动摇：“今天特殊情况，明天补吧！ ”到了明天，身体有些不舒服，思想上又在活动：“这是特殊情况，明天一块补上吧！ ”后来，我意识到“特殊情况”太多了，每个“今天”后边还都有个“明天”，这样拖下去怎么能行呢？于是，我便决心严格要求自己，不再承认“特殊情况”的合法存在；不再允许“明天”来干涉“今天”的“内政”。
（后续内容请见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