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和诗人袁水拍、臧克家谈到新诗创作时提到：“关于诗，有三条：精炼；有韵；一定得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 ”
　　从郭澄清先生的诗歌代表作来看，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新诗创作的观点的。他的诗歌讴歌毛主席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其主题也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文艺思潮的。比如 《糖甜不如蜜》《太阳的光芒万万丈》《爱护党和社》《三代庄稼汉》《少产半斤俺不干》等，都是领袖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
　　1963年9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郭澄清出版了他个人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社迷》，收录了此前创作的十五篇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即：《社迷》《高七》《马家店》《茶坊嫂》《春儿》《虎子》《黑掌柜》《老人》《蹩拉气》《铁蛋哥》《老队长》《方方嫂》《借兵》《灭灾日记》《铁头和骆驼的故事》。为此，出版社给了他1000元的稿费。
　　在1963年，1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鲁西北农村，那时一盒安全火柴才2分钱，一斤醋7分钱。1000元钱，蛮可以盖五间砖包皮的土坯房了。
　　可是，郭澄清却把这1000元稿费的绝大部分交了党费，剩下的一小部分给了自己的父亲。为表彰他，县里奖给他一台收音机。那时收音机还是稀罕之物，他也放在了父亲的屋里。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普遍困难的时期，郭洪林回忆说：“因为钱的事情、生活的事情，父母经常吵架。那时家庭经济情况很差。母亲当教师，一个月工资30块钱左右，父亲60块钱左右。那时大哥已经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加起来也就100多块钱。这些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母、我们弟兄四个、爷爷，还有一个大爷爷，二瞎奶奶、还有个四爷爷。这样加起来一共是10口人。父亲出名后，业余作者来得很多，来了就让他们留下吃饭、谈文学。你们想想，一个月100多块钱，要养家还要应酬，父亲抽烟又那么厉害，母亲怕他身体累坏了，还要给他加点营养——每顿一小碗炖猪肉。 100块钱养十口人，每人合到多少钱？这点钱哪够呀！母亲文化浅，对父亲的文学创作理解不够，因为这个再加上生活困难，俩人就常吵吵。我觉得母亲对父亲的文章、小说创作好像并不太欣赏。有时我问父亲你写的这些是不是全是真的，是从哪里学来的等等，母亲就爱说：‘全是瞎编的，诹书咧戏。 ’每到这时，父亲总是笑笑，不置可否。 ”
　　郭澄清短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和他在全国文坛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带动了宁津县文学创作队伍的空前繁荣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又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作用。 1965年，宁津县由河北省划归山东省管辖。不久，他就南下济南，和当时的山东省文学艺术界取得了联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原本不打算放郭澄清的，他们觉得让他走，是河北省文坛的一个损失。可是郭澄清拒绝了这种提议，和宁津县一起来到山东。山东文坛对于郭澄清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他的到来，对山东文坛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欢迎郭澄清加入山东省文坛，《山东文学》慷慨地答应为宁津县的文学爱好者们出版一期 “宁津县业余作者创作专号”。一个省级刊物给一个县的作者出作品专号，这在全国也算得上一个创举。孙世逊说：“这是山东省迎接一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的见面礼。 ”除了在《山东文学》出版作品专号外，郭澄清及他的宁津作家群又策划出版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 《宁津县青年业余文学作品选》。不久，山东人民出版社又为宁津县的业余作者们策划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 《春光明媚》。这三项文学活动组合拳的出击，把宁津县的文学创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为宁津的文学创作在山东乃至全国取得辉煌成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策划这三项文学活动的同时，宁津县文化馆也开始了行动，为提高宁津县业余作者的创作水平，组织了一个宁津县业余作者文学培训班。郭澄清的学生，后来到山东省文联工作过三年的刘俊江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郭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拿着《毛泽东选集》往桌子上一摔，斩钉截铁地说：‘今天你们要记住，我告诉你们一个写作的秘诀吧，一定要先把它学会学好喽再说！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你们就上回当吧，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
　　刘俊江是郭澄清最器重的学生之一，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业余作者。后来，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尤其是新闻特写类作品，在宁津县业余作者队伍中，属于佼佼者。他的文学功底并不强，在那批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中，可以说是比较差的。可是，他勤奋努力，又善于思考和总结，使他反而走在了前面。他说：
　　“后来，跟郭老师交往得多了，耳濡目染再加上自己在写作中的体会，我提炼出写作的要领是‘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 ’这跟他说的写作要把《毛泽东选集》学会学精是不一样的，在当时那种突出政治和学毛选热潮的环境里，我也没敢问他学毛选到底对写作能起到什么作用。那时，一沾毛选的边，大家只能言听计从。文革结束后，我在济南伺候他养病时，我才跟他提起这件事情，我问：‘你当时说写作的窍门是把毛选学会学精，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笑笑说：‘那是胡说八道。 ’”
　　他只用一句 “那是胡说八道”，就否定了他1965年在参加“全国青年业余作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所做的 《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发言的基本论点。从这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此前自己的文学创作和认识的一种基本否定。当然，也是对那个疯狂的时代的否定。
　　“文革”开始之前，中国文学创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歌功颂德的新闻报道却热起来。刘俊江回忆说：“到1965年，文艺创作基本上就没有了，新闻报道被提到很重要的位置。柴胡店公社的陈希武书记发现我还是块材料，就把我调到公社里当通讯报道员。他很佩服郭澄清，让我经常去拜访他，向郭老师学习。我写好了稿子，陈希武书记看了批准了，我就去《宁津日报》社送稿子。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郭老师很欣赏我，即使我错字连篇的稿子，郭老师都很认真地看，从中发现亮点，把错别字挑出来，把对的字再写上，让我练练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写的一篇通讯报道《睁一眼闭一眼，不是保险是危险》，他看后，连连称赞，说：‘题目好，题目好。 ’正说着，刘德荣来屋里了，说：‘稿子写得这么乱，你也看？ ’郭老师当时连头都没抬，说：‘印成铅字就不乱了！ ’他又问刘德荣：‘你写的那个呢？还笑话人家写得乱？’刘德荣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没写呢。’郭老师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又低下头去，不言语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和激励。他对所有业余作者都是这么亲，都是这么无私地帮助。
　　“记得第一次去郭老师家拜访，是和叫谢小军的通讯报道员一起去的。本来我们是吃了饭的，可郭老师非得让我们坐下吃饭。他的热情，我们实在没法拒绝，就坐下了。我俩谁也没好意思真吃，只是动了动筷子做了做样子。按年龄来说，我和他大儿子郭洪章差不多，可他非得让他儿子喊我们叔叔。那时，我跟郭洪章已经熟到称兄道弟了。我说：‘郭老师，在外面我和洪章早就称兄道弟了，哪能让他管我叫叔叔？’‘凡是写作的人都是我的同道，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才是一辈的，他们就该管你叫叔叔。’他这一说，我真不好意思再反驳他了。后来在他家里，他尽管逼着孩子们称呼我叔叔，但在外面，我和他几个儿子还是称兄道弟。 ”
　　农民张长森创作的 《从推磨引起的故事》《贫农的儿子》《交钥匙》等短篇小说先后发表于《山东文学》和《人民文学》，成为当时宁津县乃至山东省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张长森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业余作者，由于得到了郭澄清的提携和帮助，创作水平突飞猛进，作品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入了党，还担任了村里的支部书记，后又被提拔到县里当干部，最后担任了山东省文化厅厅长一职。在谈起和郭澄清交往的过程时，他说：“郭老师对文学青年啊，那就不用说了，他看你是块材料，会全身心地教你提携你。那时我连辆自行车也没有，就步行到县城找他看稿子。现在想想他可能看着我写的东西还行，就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第一次见他，他看完我写的稿子，拍着我的肩膀说：‘长森，好好写。 ’说完就打开橱子，拿了两本稿纸送给我。你想想那时农村穷的，谁舍得买本稿纸啊。他送给我稿纸，我也舍不得使，一直宝贝似地放着，现在看看，竟成了一种纪念。他鼓励我写，给我改稿子，帮着推荐稿子。我在《山东文学》《人民文学》发表小说以后，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后来山东省文联举办基层作者培训班，就让我参加了。我来济南参加这个培训班以前，根本就没出过门，一次也没出过。自己背着被窝卷来到济南，下了火车步行找到省文联，已经很晚了，大门关了。农村孩子第一次来到城市，怯生生的，也不敢叫门，就在大门口倚着被窝卷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门开了，门卫问我你在这干吗？我就说我是来学习的。他说你怎么不叫门呢？说着，就把我领进去了。现在想想那次经历，有时自己还偷偷地乐呢。后来，我和郭老师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全国青年业余作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是参加那次会议的最年轻的代表。与会的领导说你们怎么带来一个儿童啊。郭老师说他是张长森。领导说，有出息，这么小就写得这么好，值得好好培养。那次会议期间，我的一篇稿子在《人民日报》发表，郭老师的一篇稿子在《光明日报》发表。现在想想，没有文学，没有郭老师的提携，我肯定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弄不好还在家里种地呢。 ”
　　郭澄清明白，一枝独秀是孤独的，万紫千红才是花园。他当时在宁津县文学界虽然没有正式头衔，可大家都把他尊崇为无冕之王。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当时的宁津县文学创作蔚然成风。他对业余作者言传身教，倍加呵护，有时甚至亲自操刀为他们修改稿子；同时，他又运用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力，将一大批业余作者带向河北、山东文坛，其中的佼佼者，在当时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作家。
　　一切辛勤的耕耘都会有一个好收成。至“文革”前期1959年，宁津县文学创作队伍的影响力在全国已是有目共睹，跃上一个新的历史舞台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