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昌简历
杨文昌，男，1944年9月出生，山东省乐陵市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
1972年－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职员
1974年－1979年，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职员、随员
1979年－1984年，外交部国际司随员、二秘、副处长
1984年－1987年，外交部干部司副处长、处长
1987年－1990年，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
1990年－1993年，外交部干部司司长
1993年－1995年，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5年－1997年，外交部大使
1997年－1998年，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8年－2003年，外交部副部长；
2003年－2006年，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
2006年－ 外交学会会长
坐落在北京天安门东侧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是一处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群，小院不大，却典雅静谧。7月25日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曾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的资深外交官杨文昌。
“你们 ‘天南地北德州人’活动策划得非常好，为读者了解德州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杨学昌接过记者递过去的报纸仔细地翻看着，看到关于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的报道后，他说：“张全景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领导和老党员。 ”前几年，自己曾在中央党校听过张全景同志的一节课。张全景上来就问：“大家有没有到过西安啊？ ”很多人都说去过。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西安埋了多少个皇帝？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绝大多数的人表示不清楚。张全景接着问：“那大家知道都江堰吗？知道是谁修的？ ”大家纷纷表示知道，是李冰父子。张全景接着说：“大家为什么知道都江堰是谁修的，却记不住皇帝的名字？这告诉我们，不要老想着做大官，要多想着为老百姓做点事。你为老百姓做了事，几千年老百姓都记着你是谁。你光想着做大官，即使做到皇帝，老百姓也记不住你的名字。 ”
“张全景同志的故事非常朴实，也非常生动。 ”杨文昌说，“他告诉我们做人做事，关键要有责任、有担当。我从事外交工作到今天整整44年，这中间有很多乐趣也有很多艰难。但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作为一个男子汉为国为民能有那么一点担当，自己感到非常自豪。然而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没有尽到责任，确实对家人有愧疚。 ”
一个下午的采访，就围绕着“责任与担当”这两个词语展开。也许是我们的乡音碰触到了老人的心灵深处，这位在许多人看来不苟言笑的外交官，在与我们的交谈中却真情流露：他谈自己外交工作中的得意之作，“壮士半生在征程”，“披荆斩棘闯五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谈自己面对生死考验时的无畏与镇定，“我已舍死惊魂定”，“坦克权当仪仗队”，眼睛里透着坚定；他谈自己的爱情和家庭，“四十六夜守病榻，一张折椅伴愁眠”，脸上满是温情……
出使新加坡，全力促成苏州工业园
1993年到1995年，杨文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在短短的两年任期里，最让杨文昌欣慰的是推动两国政府签署了在苏州建立工业园区的经贸协定。
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东风吹遍神州，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但在国内，对两国政府合作建立工业园仍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人认为，这等于是让外国又一次在中国建立了殖民地。杨文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促成工业园的建立，他经常奔波于北京和新加坡之间，向两国各级政府推介、游说。经过他不懈的努力，两国终于在1994年上半年签署了政府间协议，这是中国与外国政府间签订的唯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协议。如今，苏州工业园区吸引的外资已接近300亿美元，被公认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最好的一个。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新加坡各界人士对开发区的选址问题曾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建在苏州，有人主张建在山东烟台。杨文昌全程陪同吴作栋总理到山东考察投资环境。每到一地他常和时任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部长的张志贤等人一起散步，向他们介绍山东的山水名城，颇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自豪感。张部长开玩笑地说：“你不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而是山东省驻新加坡大使。 ”杨文昌机敏地回答：“我是中国大使! ”“那你主张把工业园建在哪里？ ”他回答：“山东人从来不自私，虽然我对山东感情很深，但在选址问题上，我投苏州一票。 ”随后，杨文昌赋诗一首：“朝夕并肩游齐鲁，嘻笑攀谈如弟兄。莫道华使是鲁汉，如今移情姑苏城。 ”作为一名外交官，杨文昌就是这样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当然，他也积极促成了山东省与新加坡设立经贸理事会，推动新加坡工商界到山东投资。
据理力争，助“瓦良格”号前往中国
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大连正式交付海军。关于 “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航母当年如何历经种种磨难拖回中国，坊间一直有着种种传说。
“事实是，当年‘瓦良格’号被阻拦在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是我前往土耳其进行交涉，据理力争，最终争取到了土耳其政府答应放行。 ”杨文昌说，这段经历，自己从来没有跟任何媒体说过。
1998年，澳门的一家私营企业以商业开发为由，花费2000万美元从乌克兰购买了重达5万多吨的“瓦良格”号。1999年7月，这家公司开始着手将“瓦良格”号拖回中国。不料，当该船驶抵土耳其北部黑海水域，准备通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土耳其政府以“船体过大，船只没有动力，通过海峡容易给海峡通航及两岸建筑造成危险”为由加以拦阻，拒绝“瓦良格”通过。西方媒体也借机纷纷大肆炒作 “中国航母威胁论”。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国与土耳其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瓦良格”号受困黑海期间，澳门企业每天要向有关方面交纳近万美元的看管费和各种费用，一年半的时间就损失了450万美元。 1999年10月，与土耳其交涉的任务，交到了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杨文昌手里。在仔细研究过土耳其方面的关切后，杨文昌找来国内最顶尖的航海专家，拿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经过国内模拟演示、黑海现场演示后，杨文昌胸有成竹地找到土耳其外交部：“我有个无理要求，虽然我是副部长，但我要见你们的外交部部长。 ”面对土耳其外交部部长，杨文昌提议，由双方派航海专家，对中方的拖运方案进行论证，方案可以按土耳其方面专家的要求进行改进。退一万步讲，万一拖运过程中出现事故，由中方负责全额赔偿。当时，国际上盛传土耳其之所以不放行“瓦良格”号，是受到了第三国的压力。针对这一传闻，杨文昌义正词严地告诉土方：“如果土方专家对拖运方案无异议，土耳其仍不放行，我们就认为土方是受到了第三国的影响，故意刁难中方。”土耳其方面连忙澄清：“土中关系友好，我们绝对不会故意刁难。 ”3天后，土耳其外交部传来消息：“中方方案可行，可以找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把瓦良格号拖走。 ”11月1日，在黑海迁延1年半之久的“瓦良格”号顺利通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终到达中国。
聚光灯背后，多次经历生死考验
在外交部，杨文昌可以说是从事人事工作最长的一位。粗略算起来，前后达18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杨文昌大幅改革旧的外交干部人事制度，调入上千名年轻外交人才，选择数千名优秀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多年从事干部管理工作，让他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和外交人员的艰辛有着更清楚的认识。
杨文昌说，在一般人眼里，外交官是很风光的，经常出国、待遇较高，经常上电视、陪领导人出访等，实际上这只是外交工作的外在表现，更多的工作大家是看不到的。今天，世界上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70多个，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常年在这些国家工作，生活条件并不好，有的甚至很差。尤其在黑非洲地区工作，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疟疾和其他传染病。例如我国驻刚果（金）共和国大使崔永乾和夫人都不幸染上了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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