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元年 （1628），临邑县沙河村出了一位兵部尚书，他的名字叫王洽。这位彪伟英俊、器宇轩昂、清廉亢直的治国能臣，在明朝风云激荡的末世，被他所效忠的朝廷下狱，并冤死狱中。这段令人心酸不止的历史悲剧，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

百姓跪送的青天大老爷

　　王洽 （1569-1630），字涵仲，又字和仲，号葱岳，临邑县沙河子村人。他的先祖是元代马步督军大元帅琅琊人王盛。元末明初，王氏族人四散逃亡，其一支迁莱阳，后又迁至临邑，卜居沙河村。
　　王洽的父亲王三迁，字养蒙，别号绍庭，以教书为业，死后入乡贤祠。其兄王浩，字充伯，号配吾。万历十九年 （1591）举人，二十三年 （1595）进士，历官户部陕西司主事、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山西潞安府知府、河南按察司副使、磁州兵备。王洽于万历十九年 （1591）与其兄王浩中同榜举人，后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取进士，初任直隶河间府东光、任丘2县知县，遭父丧守制阕满，补直隶大名府长垣县知县。
　　王洽在东光知县任内，遍访百姓，体察民情。他得知东光县有一伙以苟良信为首的强盗，经常掠抢百姓资财，民愤极大。
　　王洽先是对苟良信的事装作不知，用以麻痹强盗，使强盗放松警惕。后来，王洽找了个理由把苟良信请到县衙。席间，王洽讲其利害，劝其归正。苟良信顽固不化，不听劝说。王洽果断下令将他逮捕，斩首示众。苟良信伏法后，东光县老百姓奔走相告，欢声雷动。从此，人民安居乐业，东光县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在任丘和长垣知县任内，他的工作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崇祯实录》认为王洽， “廉能为一方最”。由此，被擢升为吏部稽勋司主事，后升任考功司郎中、转文选司郎中。
　　王洽在吏部工作期间，主持正义作风正派，积极为朝廷选拔人才，使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得到提升。因成绩显著，被擢升太常少卿，后转右佥都御史。
　　天启三年 （1623）浙江发大水，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洽奉旨巡抚浙江。他通过深入百姓，亲查灾情，组织灾民抗灾自救，同时开仓赈济灾民，使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王洽因治水有功，受到天启皇帝的赏识。在王洽回京复命时，浙江百姓十里跪送。
　　独霸朝政的奸党魏忠贤对此十分忌妒。魏忠贤诬陷王洽开官仓放粮赈灾，虽 “疏请蠲赈”，但突出的是自己的功劳，没有 “尊君” ，有不忠之嫌。天启五年（1625） 4月，王洽被革职，回归故里。

冤死狱中的兵部尚书

　　崇祯皇帝登基以后，诛杀魏忠贤及其余党。崇祯元年 （1628）王洽复职，任工部右侍郎。崇祯皇帝召见众臣，因惊奇王洽仪表颀伟、相貌不凡，当即擢升兵部尚书，官居正二品，负责管理全国的军事和武备。
　　王洽上任兵部尚书后做了3件大事。
　　第一，向皇帝提出严责帅、修武备、核实兵、衡将材、核欺蔽、惩朘削、勤训练、厘积蠹、举异才、弭盗贼等10条举措，崇祯皇帝当即下令采用。
　　第二，为弥补明朝军费短缺、国库空虚的问题，王洽向皇帝提议仿效明初军队屯田制度。他说，明初朝廷养兵百万，而国家不花一钱，都是得益于边境屯田，使农耕文化不断向四周扩展，促进了边境繁荣。当下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都有沿海荒地，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各县也有闲田百万顷。万历初年，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也曾开展军队屯田，因受到土豪阻挠，而后无法继续开垦荒地，对储备军粮、充填国库很不利。王洽乞求皇帝设立监察官，将军队屯田落到实处。崇祯皇帝认为王洽说的很有道理，立即下令执行他的措施。
　　第三，王洽曾奏请汰撤年老武弁无荐者48人，以边才举荐杨嗣昌、梁廷栋等人，后皆大用。
　　崇祯二年 （1629）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领精锐强大的后金兵，通过收买当地汉人做向导直接占领大安口，京城告急。兵部尚书王洽急调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祖大寿等10路大军带兵进击。由于金兵来势凶猛并避开袁崇焕的防务重点，长躯直入，有多座城池失守。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朝廷才接到战报，崇祯皇帝不由得恼羞成怒。
　　在崇祯皇帝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兵部侍郎周延儒、检讨项煜乘机诬陷王洽治军无方。周延儒说：兵部的责任是 “备御疏忽，调度乖张”。项煜趁机说： “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意思是说，当年蒙古俺达兵临北京城下，嘉靖皇帝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斩首…… “即日斩于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于是官兵震动，敌军撤退。暗示这次皇太极兵临城下，首要的是将兵部尚书王洽斩首，以振奋将士守城御敌的决心。昏庸透顶的崇祯皇帝点头称是。因此，王洽被打入死牢，第二年四月病死狱中。
　　王洽的牢狱之灾，表面上看是袁崇焕连带造成的。已巳之变，由于袁崇焕的错误，导致后金军队绕道蓟门一带，从而长驱直入关内。而明朝方面，一直到后金兵临距北京仅300里的遵化城下，才知道消息，作出反应。处在抗金第一线的袁崇焕耳目不灵，情报全无到这个地步，自然难辞其咎。
　　其实，作为袁崇焕最直接上司的兵部尚书王洽负有相应的责任。 《明史》中说他 “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崇祯实录》也记载： “兵部尚书王洽下狱。洽不习边事，闻警仓皇，无以应；遵化陷，再日始得报。上怒其侦探不明，故罪之”。就这样，王洽以渎职罪名首先就被抓了起来。
　　其实，明末官场乱象横生，王洽即使再有能力也是捂不过天来的，况且为疑心重重的崇祯皇帝担任兵部尚书还没有1年的时间，怎么会有能力扭转战局呢？王洽的牢狱之灾，实际是明朝后期东林党人与魏党斗争的继续，也是明王朝灭亡悲剧的开始。
　　周延儒原是魏忠贤阉党余孽，借明与后金战事之际，攻击和报复东林党人。王洽与袁崇焕先后入狱，就是周延儒的精心策划与实施的。崇祯皇帝所独有的复杂性格，即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 “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是王洽冤案形成的主要原因。王洽的冤狱、袁崇焕的冤杀，都是崇祯皇帝自毁长城的昏庸之举，无疑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速度。

传播邢侗书法的功臣

　　王洽对邢侗书法艺术的传播做出过突出贡献。
　　王洽与明代著名书法邢侗有双重姻亲关系，本来他的奶奶就是邢侗姑姑的女儿，可王洽的妹妹又嫁给邢侗的侄子为妻，成为俗称的亲上加亲。王洽与王浩弟兄2人，又都是邢侗的门生，所以作为高官的王洽自觉将传播邢侗的书法艺术作为自己的责任。
　　邢侗于万历四十年 （1612）病逝后，遗留下大量的手稿信札。王洽为了恩师的书法艺术能够得到发扬光大，广泛搜集了邢侗晚年书札墨迹，辑为瑞露馆 《来禽馆真迹》，花重金聘请吴地名刻孟元和临摹能人徐元化上石，前后3易其刻，耗费6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完成。瑞露馆 《来禽馆真迹》共7卷48石，以天、地、元、黄、宇、宙、洪分签标题，其中名人跋语 1卷，千字文1卷，另5卷为邢侗晚年手迹。每卷的卷首都刻有王洽题名的 “来禽馆真迹”和 “瑞露馆”、 “王氏家藏”两方印章，另有一卷刻有 “来禽馆真迹续刻” 7个字和王洽的两方印章。
　　瑞露馆 《来禽馆真迹》具有很高的书法研究价值，是考证邢侗生平思想和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大多是邢侗写给朋友的书信，多数是在万历三十年 （1602）以后写的。作品笔势流动，俊拔刚断，纵横排荡，基本代表了邢侗特有的书法风格，受到了时人董其昌、李维桢、黄克赞等人的大力推崇。与邢侗齐名的著名书法家董其昌跋： “蔡忠蕙公书画锦记，每字书数字，择其合作者存之，名为百衲碑。邢太仆千文亦然，乃荟萃而成，即入石，谁知为碎金者”，“刻法精绝，盖其竭尽心力而为之，成翰墨林中一段奇事也”。明末东莱太守刘重庆跋： “子愿先生文追汉魏，一字不轻下，书追钟王，一波不苟作”。
　　王洽刻瑞露馆 《来禽馆真迹》时，曾得到邢侗儿子邢王称和邢侗女婿乐陵人史高先的协助。王洽家境败落以后，其后人将瑞露馆 《来禽馆真迹》石刻当入临邑东关的当铺中，史高先到临邑探亲发现后，出资赎出带回乐陵。此碑刻现存于乐陵市文化馆。
　　王洽本人还著有 《瑞露馆文集》 、《吾鼎斋尺牍》和 《奏疏》多卷流传于世。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