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军人是我的父亲。这是老人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拍的照片，他身着校官服，胸佩军功章。当时正在陵县工作。
　　父亲名叫周平，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杀敌无数，战功卓著；在国内经济建设的艰苦时期，他倾其所有、呕心沥血，带领全县人民脱贫致富。在部队首长和当地百姓的的眼里，父亲是一名能征善战的军人和善解人意的公仆，然而在我们姐弟5人的心中，父亲却是一个严厉的管理者。父亲对于子女们的要求听起来并不高，那就是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但是，这一要求真真切切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接到上级命令主持所在县的党政军工作。那个时期，我们姐弟5人正陆续走向工作岗位。在朋友的认知里，我们姐弟几个拿到一份好工作简直易如反掌：不用说父亲出面，单靠我们自己的学习成绩、人品加之相识的叔叔、阿姨们的关系，就可以找到一份前途光明的好工作。但是，父亲的介入却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大姐在接到工农兵大学生入校通知，即将去往某医科大学的前夕，被父亲责令让掉指标，前往机械厂当了一名车工；二姐则在父亲的督促下，放弃了自己心爱的艺术工作，将歌舞团的录取通知书换成了入伍通知书，背起背包，进入深山，在当时紧张的备战状况下，成为一名随时可能奔赴前线的士兵；小弟分配到公安机关，却被父亲告知需要加强锻炼，进入一家企业工作；小妹至今还在工厂里，按照父亲 “本分工作”的要求，本本分分地当着一名普通女工。
　　作为家中第一个男孩子，父亲对我并没有溺爱，有的是更加严格的要求。记得10岁那年，因为好奇，我在靶场偷偷将几枚黄澄澄的弹壳装进衣兜中。父亲发现后，铁青着脸勒令我立刻将弹壳返还军械管理员，并严肃地告知：少小偷拿一根针，少壮就能偷头牛。几枚弹壳，让父亲的严厉铭刻在我的心中。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熬到了高中毕业。当时，我国正值恢复高考制度初期，满怀憧憬的我和同学们一起备考、参考、等结果。然而，成绩下来却让我心沉了下来：自己离录取分数线差2.5分。从不央求父亲的我恳请时任县委书记的父亲能否干预一下。父亲紧锁着眉头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能多考出 2.5分来呢？”完了，知道就是这样的结果。退一步吧。我又壮着胆子恳求父亲让我参加工作。父亲面无表情地说： “人家的孩子按照政策规定毕业要下乡锻炼，你凭什么就可以直接工作呢？”又是无望，只能在农村那广阔天地中艰苦地锻炼。
　　1978年冬季征兵开始后，我和知青们一起报名、政审、体检，准备到部队去。这时，父亲竟然出乎意料地通知我等待去向。我的心里是那样的高兴，父亲终于开始关注我了，我在兴奋中期待着。然而，去往北京、青岛、烟台等城市的新兵一批又一批地离开了，父亲却始终没有理睬我。焦虑中等来了父亲的音信： “你去26军吧，那是野战军，也是我的老部队，很能锻炼人的。”当时我顿觉不可思议，人家都把孩子往条件优越、有发展前途的大城市里送，父亲却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又苦又累的野战部队里。但是，已经习惯于听从父亲命令的我不得不打起背包去了部队。
　　进入部队的第二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第一次战役爆发。自从来到部队后，父亲就没有来过一次电话和书信，但是这一次父亲在第一时间通过军线与我通了话，简洁地说道： “必须报名参战！”这时，已18岁的我突然意识到，不是父亲的心狠，而是父亲在催促一个男人成长，在要求一个男子汉对国家尽义务、履行责任。这个时候，我觉得开始成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结束了部队生活，回到父亲离职休养的德州市。首先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到了军转办，顺利办完一切手续，得到的答复是去法院工作。满怀喜悦、充满憧憬的我飞奔回干休所，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父母。然而，父亲却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父亲依旧是不苟言笑的对我说：去工厂吧，你需要的还是锻炼！这样，我就名副其实地经历了工农兵的全能生活。
　　若干年后，父亲在病榻上与我们谈起往事。老人家微笑道：现在你们能够理解我了吗？虽然你们工作、生活得都很平淡，但是表面的平平淡淡往往就是一个人内心坦坦荡荡的引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啊！其实，经历了若干年风风雨雨的我们，早已经明了了父亲严厉背后的慈爱，老人家希望的其实极为简单，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心胸广阔开朗、思想坦率洁净的正人君子。
□周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