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守礼画像

　　他为官勤政清廉，忠君恤民，敢于同危害朝政的藩王、奸相等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在朋党交替执政的特殊时期，他抗强权明是非，以致3次愤愤离开朝堂；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他几次冒犯龙颜、说服权臣，挽救了无数官吏和重臣后代的生命。他就是被万历皇帝称作“柱国名臣”的明代大臣——葛守礼。

公正严明，得到皇帝称赞

　　葛守礼（1502—1578）,字与立，临邑县德平镇人，嘉靖八年（1529）考中进士，被授河南彰德府推官，掌管刑狱与负责官吏考核。
　　当时，彰德府监狱内关押着一名巨盗，他在狱中诬称是受某个大户人家指使，受到株连的有100多人。葛守礼经过仔细勘问审讯后，证明这个大户人家的清白，将受到诬陷的人们全部无罪释放。此外，在赵王府的辅国将军朱祜椋犯法一案中，虽然犯罪事实明确，但以前审判此案的官员因为怕得罪赵王，故将案子久拖不决。不得已，朝廷御史推荐葛守礼来审理此案。葛守礼通过调查审问，查明朱祜椋的犯罪事实，当即依律判罪，赵王朱厚煜也因为庇护和纵容家奴受到警告。冬至节到，按照惯例地方官员要到藩王府中朝贺。骄横的赵王借着酒劲，要求百官穿朝服来拜他。但葛守礼义正词严地指出穿朝服拜王不合规制，赵王应避僭越之嫌。
　　就是这几件事，让葛守礼在河南树立起坚持原则、秉公执法、胆识过人的高大形象。他因政绩突出，迁兵部主事，守山海关。后为父亲守制3年，服阕补礼部，先后担任祠祭司、仪制司郎中。
　　在担任礼部仪制司郎中时，葛守礼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拒绝贿赂，在两件事的处理上，使他真正进入皇帝的视野。
　　一件为驳回宁王府宗人要求承封申请。宁王府宗人因朱宸濠谋反，曾被羁押在监狱中，出狱后马上要求承袭宁王番号。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便上报给原任礼部尚书现为内阁首辅的夏言。夏言表示同意，但考虑到事情重大，便私下报告给嘉靖皇帝。正当嘉靖皇帝为此犹豫不决的时候，新上任的礼部仪制司主事葛守礼坚持认为不可，因为律例中有反臣之后不能世袭前辈荣誉的规定，使得宁王之后因为先辈谋反而永远远离荣华富贵。
　　另一件事是3个藩王近支要求承袭已故藩王的番号。交城王、怀仁王、襄垣王因绝嗣，藩王番号应自然撤销，但他们的近支为了享受上藩王特权，不惜通过重金贿赂达到承袭已故藩王番号的目的。面对三王近支讨要继封，葛守礼表示坚决不同意。可就在他休病假的时候，三王近支通过向礼部官员行贿的手段，使继封申请得以批准。葛守礼知道后，将此事上报朝廷。朝廷追查此事时，竟缴获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贿记录，上面唯独没有葛守礼的名字。《明史》记载：“帝由是知（葛）守礼廉”。由此，葛守礼的官运更加畅通。
　　葛守礼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迁河南提学副使，二十四年（1545）再迁山西按察使，二十七年（1548）晋陕西布政使，二十九年（1550）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嘉靖三十年（1551）入为户部侍郎，督饷宣化、大同。嘉靖三十一年（1552）改吏部，临时主持吏部工作达3年之久。嘉靖四十五年（1566）自吏部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

不畏强权，他曾三次离开朝堂

　　葛守礼进入最高决策层后，由于自己坚持原则，从不阿谀奉承，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往往是据理力争，所以与权臣严嵩、徐阶、张居正均发生过政见分歧，在无法抗争的情况下，他曾被迫3次离开朝堂。
　　葛守礼第一次离开朝堂，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担任南京礼部尚书，因年终考核不合格被逼离开。这次考核不称职，完全是奸相严嵩一手导演的。葛守礼与严嵩的分歧由来已久，因为反贼宁王后代请封时，葛守礼明知严嵩已经答应，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予以驳回。后来在临时主持吏部工作的几年中，葛守礼也不听命于严嵩的摆布，所以成为严嵩的心头之患。严嵩将自己的亲信李本提拔为吏部尚书，将一直主持吏部工作的葛守礼赶到南京，任南京吏部尚书。即使南京吏部尚书只是一个虚名而已。但严嵩还不肯罢休，必欲置葛守礼死地而后快。他指示李本，利用年终考评的机会，动用亲信造谣滋事，将葛守礼的考核成绩定为下等，勒令其提前退休。 52岁的葛守礼并没有争辩，只是卷起铺盖愤愤地回归故里。后来，嘉靖皇帝曾问起怎么长时间听不到葛守礼的动静，大臣们多以葛守礼年老病退相告，嘉靖皇帝竟叹息良久。
　　葛守礼第二次离开朝堂，是在隆庆元年（1567）。严嵩倒台后，徐阶顺利登上首辅之位，并推荐高拱担任次辅。但高拱不顾及徐阶推荐他的情面，经常是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弄得首辅徐阶下不了台。怀恨在心的徐阶，便以其入阁时间长、资格老、门生多的优势，动员吏部尚书杨博率领六部大臣上疏弹奏高拱，前后竟有28名大臣响应。作为次辅的高拱，一看黑云压城的局势，被迫辞官归里。葛守礼是隆庆元年（1567）因高拱的荐举起为户部尚书的，他本来就十分厌倦官场这种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不愿意随波逐流。当他看到为人一向正派的高拱被挤压的辞官归里时，就再一次上疏辞官，返回德平故里。
　　葛守礼第三次离开朝堂，是万历三年（1575）的事情，源于与司礼监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的分歧。隆庆三年（1569），穆宗又重新起用了高拱为首辅。隆庆四年（1570），葛守礼又被起用为刑部尚书。万历皇帝即位后，作为首辅的高拱察觉到李太后与司礼太监冯保勾结在一起，大有乱政的可能。他以皇帝年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之事，与次辅张居正商量对策。心怀叵测的张居正，居然在李太后和冯保面前指责高拱专恣，致使高拱被罢官免职。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将本该担任吏部尚书的葛守礼，提升为都察院左都御使。后来，张居正为了限制有威望的老臣继续留在朝中，又制定出大臣退休的年龄界限，矛头直接指向葛守礼。万历三年（1575），葛守礼再次以年老乞休归里。

挽救无辜性命，鞠躬尽瘁

　　葛守礼的人品高尚，不仅表现在坚持原则，抗强权、斗恶人等方面，在对待个人应得利益时，更是能够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
　　嘉靖十三年（1534）左右，葛守礼为父守制服阕后，吏部官员打算将其留在吏部做主事。但葛守礼却坚辞不就，要求到油水较少的礼部工作。后在严嵩当政时期，葛守礼曾临时主持吏部工作多年，本应提任吏部尚书。但由于严嵩的反对，最后担任并无实权的南京吏部尚书。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初年，吏部尚书杨博告老还乡，朝廷六部大臣公开推荐葛守礼为吏部尚书第一人选。但是，首辅张居正惧怕葛守礼的威信，将上报的奏疏扣压起来，另外又向神宗推荐了南京的吏部尚书张瀚。消息传出，六部大臣们惊诧不己，都知道是张居正从中做了手脚。
　　而万历皇帝之所以称葛守礼为“柱国名臣”，还源于他多次在人头即将落地的时候，能够奋不顾身地出手相救。
　　隆庆四年（1570）二月，穆宗皇帝再一次起用葛守礼为刑部尚书。葛守礼上任不久，穆宗皇帝下诏让户部给内宫购买一批猫眼、祖母绿之类的奇珍异宝和2.5万斤丝棉。礼科给事中李己上疏抗争道:“三月非用丝之时，不宜重扰商户”。隆庆皇帝大怒，下诏将李己逮捕入狱。葛守礼认为朝廷不应该给李己定罪，上书抗争是言官的职责，于是就将此案暂时搁置。后来，刑科再三催办此案，葛守礼上疏奏道:“朝审时，重囚情迹可疑者，还未来的及裁罪，李己及内犯张恩等10人罪未确定，不列朝审中，万一病死牢狱中，将累及太后慈仁”。穆宗省悟，下诏释放了李己。后来，李己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
　　隆庆四年（1570）11月，葛守礼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再次出任首辅的高拱，为排除异己，铲除政敌，首先将矛头对准已经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辅徐阶。正巧，徐阶的3个儿子以前依仗老子的权力胡作非为，抢夺民田，很多老百姓联名上告。于是高拱下令将徐阶的3个儿子一齐逮捕入狱，想治以死罪，吓得徐阶整日老泪纵横。葛守礼从大局出发，对高拱正言相劝。高拱敬畏葛守礼的刚正和宽大胸怀，最后免去徐阶3个儿子的死罪，将他们判军了事。
　　在张居正借助冯保和李太后的势力当上首辅后，朝廷上发生了王大臣逆谋案，冯保与张居正想借此致高拱于死地，并株连高拱九族。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故宫守卫在大雾笼罩的乾清门拿下了一名身藏利刃的刺客。于是指使他的东厂亲信，要求这名刺客写出是受高拱指示来行刺万历皇帝的供词。张居正得知后，也请三法司会审，准备对高拱下手。葛守礼敏感地意识到这是致高拱于死地的阴谋，他不仅动员正义之士设法监督审理，而且联合吏部尚书杨博等朝廷重臣直接找张居正据理力争。张居正面对葛守礼等人的力争，不得不让冯保放弃了阴谋行为，最终高拱及高拱的后人得以保全。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