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为本报题词。

任继愈四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为本报题词。

任继愈之女任远为本报题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左）与山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崔曰臣（右）为任继愈研究会揭牌。

　　他把传统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俭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颗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
　　7月11日，致力于研究和宣传任继愈生平事迹、思想脉络、道德文章、历史地位的任继愈研究会在平原县成立。也就是3年前的这一天，诞生于平原县的学界巨擘任继愈辞世。任继愈作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和教育家，与季羡林、张岱年、钟敬文、费孝通、启功、金克木等并称为“国宝”级大家。
　　成立大会期间，任继愈生前的众多同事、学生、朋友相聚平原，在他们的叙述中，一个充满大师风范的伟岸形象渐渐在我们的眼前清晰……

接济别人自己却用废纸写稿

　　任继愈身上的古道热肠遗风，尤为了解他的人所称道。
　　1978年，任继愈担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一个退伍军人引起他的注意。这个人就是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的李申。
　　退伍之前，李申是部队上的参谋。在科尔沁草原救火时被烧伤，面目全非。 30岁时，李申被要求退休。李申并不想这辈子就此终结。他想通过考研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面试的时候，当着任继愈他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要工作。”
　　本以为会被拒绝，没想到任继愈了解情况后，还是将他录取了。如今，每每谈及这件事，李申都会感激得落泪。
　　上世纪50年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师从任继愈。李泽厚父母早亡，他夏天穿的衬衣、冬天穿的棉衣都要靠学校救济。任继愈得知后，专门安排李泽厚帮他誊抄稿件，一次给5到10元。后来稿子没得抄了，他就直接给了几次钱。
　　同为任继愈的学生，现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方广錩求学期间也经常受到任继愈的生活资助。 1978年9月，方广錩在北京读研究生。有一段时期，他的经济上有些紧张，身体也不太好，任继愈每月都会补贴他10元钱。那个时候，1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方广錩不敢要，托任继愈的儿子任重转告任继愈：“我是带薪上学，经济还可以，最近困难是暂时的，请先生务必不要再寄。”然而，方广錩还是接到了任继愈每月寄来的钱。
　　李申在读研究生时曾发现任继愈的许多文稿都是写在一种他至今叫不上名字的、极为粗糙的草纸上，与废纸无异。或者写到废旧的信封上，有些甚至呈不规则型。他与朋友间的书信往来，都是用自己翻新的旧信封。
　　任继愈对别人出手“阔绰”，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却近乎苛刻。

一辈子不担任挂名主编

　　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继愈突然被毛泽东找去，探讨宗教研究问题，毛泽东还鼓励他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展宗教研究。
　　之后，毛泽东《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文章被编入《毛泽东文集》，里有这么一段话：“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民，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
　　自此，任继愈“凤毛麟角”之说广为流传。 “文革”期间，这4个字如同一道“护身符”，让任继愈免去许多摧残。
　　然而，生前每有来访者问及此事，他总是轻描淡写，甚至闭口不提。
　　不贪慕虚名，是任继愈最基本的为人态度，同时，也是他一直秉承的治学理念。
　　学术界有一个陋习，就是许多稍有名气的学者，虽然担任着某某书的主编，然而并不参与编辑，只是挂个虚名，吃个“空饷”。
　　任继愈的造诣被学术界所公认，然而，凡是涉及编辑工作，他事必躬亲。一生之中，从未担任过挂名主编，大到字数以亿计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皇皇巨著小到普通文稿。
　　熟悉任继愈人都知道，任继愈在河南干校期间，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一只视力只有0.2。然而，他并未因此推脱分内工作。
　　李申形容任继愈的时间就像“压缩饼干”。每天4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8点，甚至都取消了午睡。李申说：“如果大清早有电话打到我家，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任先生。 ”
　　为了尽可能不被打扰，任继愈不怎么喜欢外出应酬。有学生去他家看望他，都是在他家里吃饭，他的学生回忆：“一般家庭如果有客人来会做很多个菜，任先生家吃得简单，棒子粥、馒头、小菜。他很会养生，不喜欢吃外边的东西。 ”
　　2009年3月19日，任继愈因多年的膀胱癌再次住院。然而，3个月后，李申去看他，“他有些兴奋，滔滔不绝，讲《中华大典》，讲《大藏经（下编）》，讲历史，讲哲学。如果不是要治疗，他不知道还要讲多久。”当时任继愈的病已经很严重，第二天他就只能说些单词了，后来陷入了昏迷状态。
　　任继愈的务实态度，令老家的侄子任万平印象同样非常深刻。任继愈离世前3个月，任万平受平原县政协委托，为《平原民俗》一书求幅任继愈的题字，当时，出院回家不久的任继愈视力仅为0.1。但是一听是促进家乡文化发展的好事，他没有拒绝，只是告诉任万平：“我刚出院时间不长，写字需要用力，你先放下，过几天我恢复了以后，再给你写。 ”
　　几天之后，任继愈又嘱咐秘书将《平原民俗》的书稿发给他，他要亲自审阅。但是因为身体限制，他只好挑了其中的两篇文章，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做了修改。看完之后他很认真地告诉任万平：“你和领导说，我没全看完书稿，只看了其中的两段，里面错误不少。我建议再慎重一点，出版前再找一个行家仔仔细细校对一遍，再出版。 ”

过目不忘的“健忘”老人

　　任万平是通德酿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通德”一号是任继愈家族祖传老字号， 1901年，为任继愈祖父任金杰的二弟任金栋创立。任万平是“通德”号的第四代传人，与任继愈叔侄相称。
　　任继愈的记忆力极好，同时也是极“健忘”。
　　方广錩清楚记得，老师对四书五经等著作几乎倒背如流，在写文章时，引经据典几乎不用回去翻原著。然而，在任万平的记忆里，任继愈却又是一位极为“健忘”的老人。
　　2005年，任万平的儿子任博在北京读书。任继愈过生日时，任博买了一捧鲜花去看望任继愈。在任继愈书房，祖孙二人聊天许久。然而，等过了一段时间，任万平提起此事，任继愈却全然忘记，思索了很久就是记不清任博是否来过。
　　任继愈对于学术上的事，过目不忘，然而对于家庭琐事，转眼他就忘得一干二净。
　　2001年，通德酿造公司成立100周年，任万平的父亲任继祥前往北京邀请任继愈回家。任继愈已是84岁高龄，出行不便，但为表示祝贺，他写下“义利并存，守义则久”八个字，相送。
　　任万平对“义利并存”四字百思不得其解，“义”“利”两字相互矛盾，为什么还要并存？一次去北京，任万平向任继愈提出这个疑问。任继愈笑了笑，告诉任万平：“做买卖要讲义，但是也取利。这两者缺一不算合格的买卖人。但是忘了义，买卖就做不长久。产品质量过不去，就谈不上义。 ”

为人为学的根基是爱国

　　任继愈的助手李劲记得，有一次，一位来访的客人曾向任继愈“吐槽”，自己的孩子高考落榜了。任继愈几乎脱口而出：“只要爱国就行”。是否爱国，是任继愈判断一个人好与坏的最重要标准，也是他做任何事的第一标准。
　　1987年，任继愈就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之后担任领导职务22年之久。现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告诉记者，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期间，也正是国家图书馆走向快速发展的时期。
　　众所周知，国家图书馆为中国第一大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善本。长期以来，出于保护目的，这些书并不能被一般读者看到。
　　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让图书躺在图书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在他的努力之下，国家图书馆先后召集160余人，历经10余年，以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赵城金藏》为基础，最终影印了1.02亿字、107卷的 《中华大藏经》，主张公开出版，制作给大家来阅读。
　　“古籍整理是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老之所以这么做，完全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计，给后人做研究铺路。”詹福瑞告诉记者。
　　这种认识也在他的治学方向上表露无遗。方广錩说：“任先生认为，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需要提前整理资料。他是从这个思路出发招收相关研究生的。也就是说先生培养学生，立足于学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有着长远目标。 ”
　　方广錩本打算报考印度佛教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也只有季羡林和任继愈有资格带博士。然而，任继愈却开门见山地告诉方广錩：“我考虑，你如果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 ”
　　任继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至少30年内，中国不会有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迟早会复兴，在文化复兴之前，必然有一个资料整理的阶段。资料整理，就是为文化复兴做准备。这种工作很枯燥，但得有人来做。
　　因此，生前他除了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同时启动了预计2亿至3亿字的《中华大藏经（下编）》的编纂，还主持预计7亿字的 《中华大典》的编纂。
　　2006年，李申曾为一家报纸写下过总结任继愈为人为学的文章：“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绝不乱讲。他把传统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俭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颗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 ”
　　任继愈的辞世，让李申品尝到了真正的“难过”。一段时期，来访者每谈及任继愈，李申总是婉拒，他说：“有关先生的那些事，不管是大事小事，现在都成了伤心事，都说不下去。 ”□本报记者 任立松 本报通讯员 金吉鑫 任俊莉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