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迁
　　在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的记忆里都少不了奶奶或者母亲从自家砌起的土灶底下掏出的烤地瓜，严格意义上应是“烧地瓜”。
　　在我们家，一直是奶奶负责烧火，每隔几天就要蒸一锅馒头。各行各业皆有学问，烧火自然也是一样。馒头下了锅，盖上锅盖，再压上重物，这时要猛火将锅里的水烧开，灶膛里的柴火要均匀分布在大锅的黑肚皮下，火焰也要均匀地与锅肚子接触。农村从来不缺柴火，树枝、玉米棒槌等都可以作为柴火。然后保持中火，不急不缓，适当添加柴火。到馒头出锅时，柴火也烧了个差不多，基本没有了明显的火焰，只剩下红彤彤的柴灰。这时，奶奶就会把生地瓜放进柴灰里埋起来，再封上灶门。放早了，那火烧得还旺，地瓜会被烧糊；放晚了，地瓜没熟透火就彻底熄灭了。奶奶显然“功力”深厚，从来都刚刚好。
　　这样做一则是农家人精打细算，不舍得未燃尽的柴火白白浪费；二则小孩子嘴馋，小时候的农村没什么零食可吃，只有自家人变着花样给孩子做些吃食。
　　我如今已经想不起来要等待多久了，因为地瓜一放进灶膛里，肚子就开始不安分地“咕咕”叫起来。等待总是漫长的，我会一遍遍地问奶奶：“好了吗，好了吗？”
　　馒头熟了，掀起锅盖，蒸汽瞬间充满了灶屋的角角落落。此时，大人们忙碌着将新蒸好的馒头收拾进大箩筐里，我瞧一瞧新蒸好的馒头和忙碌的长辈，虽然肚子更饿，但不为所动，坐在小板凳上，继续坚守阵地，时不时地趴在灶膛的缝隙里看那些若隐若现的火星，等待着地瓜出灶，为此还曾“损失”过一条眉毛。好不容易等到地瓜烤熟出灶的时刻，小心翼翼地将柴灰拨到两边，迫不及待地用火钩子从灶膛里将地瓜扒拉出来。抓在手里的地瓜还带着调皮的火星儿，我只能不停倒换着双手，而每每此时，母亲爱怜的责备总会如期而至：“慢点，别着急，小心烫！”姐姐会一边强忍住想吃的冲动，一边赶紧招呼我将烤地瓜放在她早已准备好的风干的玉米皮上，然后将包裹着玉米皮的地瓜在三分之一处一掰为二，那三分之二大的就属于我了；有时候同时烤两个地瓜，姐姐会将大的那一个递到我的手里。在她心里，这样做就是理所当然，是天底下最平常不过的事。
　　但等我长大的时候，我懂得了这就是亲情。
　　将烤地瓜黑漆漆的外皮一揭开，烤地瓜的香气、甜味冲入鼻腔，惹得舌头上的味蕾如同一个个跳舞的精灵瞬间活跃了起来，那种香甜恨不得让人就着嘴角的口水一起咽下肚去。但新烤熟的地瓜，那灼热的温度总是阻止我的狼吞虎咽，让我从小心翼翼一点点品味到冷却后大口咀嚼。
　　渐渐地，我长大了，奶奶越来越老了，我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馋的时候就去街上买一个烤地瓜，但那味道与儿时的灶膛地瓜却是大相径庭。后来，我走过了很多地方，每每都要去街头寻觅烤地瓜，尝一尝异地的风味是否和家乡的一样。再后来，奶奶安然离去，就再也没有吃过一回灶膛地瓜。
　　至今我还是非常怀念小时候的烤地瓜，也经常买烤地瓜。吃着地瓜的时候，我仿佛能隐约地看到90岁高龄的奶奶坐在锅台前，微闭着双眼，不急不缓地将柴火放进灶膛里，将地瓜埋进柴灰里，那跳动的火焰，就像她走过的人生之路一样，或猛烈腾起，或含蓄平和，亦或是将熄未熄，烤地瓜成为了我和奶奶建立联系的桥梁。灶门里逸出的火焰光芒映红了她慈祥的面颊，那火光就像跳动的音符，映在她身后的墙壁上，牢牢地镌刻进了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