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5日，著名画家张登堂病逝的噩耗传遍齐鲁大地，“旭日泰岳”卸下红装，换上素裹为他默哀，“黄河”、“海河”为之呜咽，山东书画界无不为之震悼。
　　20世纪20年代的书画家陈师曾英年早逝，大学者梁启超哀伤之余说：“此乃中国文化界之大地震。 ”
　　21世纪张登堂之死，无论其德、其才、其社会声望，我们有理由比之为“山东书画界的大地震”，毫不夸张地说，也是中国山水画界的大地震。
　　登堂先生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五岁随父母定居济南，从小酷爱绘画。1971年与画友刘宝纯一行三人从河南花园口溯黄河而上，又沿黄河下行至入海口，风餐雨露，跋涉数千里，苦苦探索中国山水画的新路子，画出了一百多幅写生稿。 1972年又深入海河流域写生，尝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之苦，先后出版了《黄河》画集、《海河》画集，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局面，引起了美术界的特别关注。1978年他应邀赴京参加国家文化部举办的中国画创作组，历时三年，为外交部、人民大会堂、国宾馆作画。他与画友刘宝纯合作的巨幅《黄河》受到老一辈画家们的赞赏，国画大师李可染说：“我们这一代年老的画家画不了这么新，年轻一代还画不出这么好！ ”李苦禅老先生也谆谆告诫登堂：“人必先有人格，而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画格无方。”老人家即兴挥毫为他写下“良工苦心”的横幅，以励其志。
　　1981年，文化部选拔了10名有代表性的中青年画家在北京举办了一次《中国现代山水画展》。张登堂便是其中之一，而且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从此，张登堂便成了中国北派山水画的代表人物。
　　我初次相识登堂先生是在1982年，他与画友刘宝纯、解维础一同来齐河文化馆，我用极其羡慕和崇拜的目光望着这位气质非凡的年青画家。他那张朴实的脸上浮现着微笑，那样谦和、宽厚、真诚，还蕴含几分才智。让我感到格外的可亲。他画了一幅《山高水长图》宠赐于我，并题上“道温兄教政”（虽然“政”与“正”同义，但“教政”更显大气、古雅）。他待人谦恭、学养博雅，令人肃然起敬，不信今时无古贤。
　　临走的时候，我把他送至大门口，他忽然停下来，掏出相机。让维础给我俩拍了张合影，他右手挽着我的胳膊，左手还在指挥着，维础就按下“快门”，为我们记录下初次见面的幸福时刻。
　　后来，他给我画了很多画，大的有四尺整张，小的有咫尺册页，每一幅都谦虚地题上“道兄学兄雅教、惠存”，我都把当成至宝，精心地收藏起来。有时候也拿出来欣赏、临摹，体悟一下他那清新畅爽、沉着痛快、动而不滑、厚而不滞的笔墨风格，渐渐地让我从中悟出了登堂先生的画格，犹如他的人格，朴实严谨，一丝不苟，仿佛京剧的场面，一人出将，满台有戏，两人登场，顾盼生姿，众生武打，疏而不散。
　　1990年我临摹过先生的一幅佳作《黄河入海流》，一株蓬勃旺盛的苍松占了画面的五分之四；平时我见他画松树，首先把树干、树枝像写草书一样勾勒完，然后再画松针，他画松针那样潇洒、轻松，而富有节奏，寥寥数十笔竟画得密不透风，疏可走马。我也照着他的样子东涂西抹，然后用了数百笔、数千笔也觉不足。带着这个困惑我向他请教。他不厌其烦地跟我讲中国画、中国书法的运笔用墨，并拿起笔当面挥毫演示。先生对我在艺术上的指导和教诲是不遗余力的，是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良师益友。
　　让我更难忘的是1993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县文化馆在建设和发展上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一次次找登堂先生帮忙，说实在的我心里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却安慰我说：“当个文化馆长不容易，有什么事只管说就是了。 ”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人到难处思亲朋。 ”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但我深有体会。1995年我父亲患食道癌住进省城一家大医院。在新的医疗环境中，我突然感到茫然无助，于是我想起了登堂先生，便去画院找他买两张画，不巧他正忙着创作，手底下一张画也没有。他吸着烟在屋里走来走去，我见他难为情的样子，忙说：“没有就算了，我再想别的法。 ”忽然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忙拉开抽屉，从一个写着名字的大信封里抽出一张画，看了看遂递给我：“先拿去急用吧。”我趁他不备，把钱压在画案上，高高兴兴地下了楼。不料，他又追下楼来，说什么也不收钱。我着急地说：“你不要钱，我也不要画了。 ”“这钱就算是我对老人家的一点孝心吧！ ”边说边把钱塞进我的口袋里。
　　当我赶回医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年龄又大，身体又瘦弱，不能动手术。医生的话，让我感到既悲痛又无奈，差点脱口而出：“我送你一张名人的画，你救救我父亲的命吧！ ”医生见我伤心欲绝的样子，再三劝我要冷静，回去好好疗养吧！
　　回到家，父亲的病一天天越来越厉害了，我日夜侍奉左右，几不交睫。父亲见我双眼又红又肿，催我躺下睡一会儿。我倒在父亲的身子里边，仿佛小时候睡在父亲的怀里一样，聆听着那充满希望的教诲：“你喜欢画画，还要好好念书；长大了，供你去济南府上大学，当个大画家。”这时忽然想起登堂先生送给的那张画，于是下床找来找去，原来还在口袋里，我掏出来展开一看，画的是泰山，极富诗意，又象征着我们之间情意的绵延不绝。
　　我两眼含着泪把它钉在墙上，让它日夜陪伴着我送走了八十七岁的老父亲。
　　后来，有朋友出上万的钱买这张画，我毫不客气地说：“这画给我千金也不卖，我宁愿没有钱花，也绝不能没有良心！ ”
　　2010年8月，在济南孙俊之的画展上，偶然遇见了登堂先生，师友重聚，热泪盈眶。我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我们十五年没有见面了！ ”他说，他常住北京，很少回来。我见他精神矍铄，那红润的脸上，挂着一大滴眼泪，笑起来就像早晨顶着露珠开放的荷花一样，记者小刘为我们俩抓取了这个难得的镜头。然而，让人万万也没有想到的是，那次匆匆一别，竟成了我们师友的诀别。
　　登堂先生走了，走得那样匆忙，他比我还小一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实在令人悲之！痛之！惜之！我像失去亲人一样泪涟若霰。我把他给我的画，永远挂在雅堂的重要位置上，天天对着欣赏，仿佛我俩在面对面地谈心、谈画、谈艺术、谈人生……
2015年9月27日于四道堂□ 王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