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孔军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释义为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是对国家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明代学者汪循认为，“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迄于明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总的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乡贤”主要是指在农村地区家道殷实、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并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贤人。陵城区自古文风昌盛、民风淳朴、乡贤辈出。但如果您翻阅《陵县志》，几乎所有的版本的志都能看到康丕扬这个名字，可见此位乡贤对故里影响之深，历代家乡人民都没有忘记他。笔者在拜读完其传记文献后颇有感慨，其品德才学备受时人推崇、敬重，现不揣简陋，说与诸位，不当之处，祈请斧正。
　　一、耕读世家，青灯不倦的笃学儒士
　　康丕扬，字士遇，号骧汉，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陵城区神头镇人。康氏家族祖籍地原在北直隶玉田县（今北京郊区）。后于明朝洪武年间迁到今陵城区的神头镇，至康丕扬已历七世。其祖上原本为普通农户，但祖辈倡导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以“诗礼传家”。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至其祖父康福寿时，康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乡绅富户。有史料载：康福寿“性孝，母病衣不解带”，乐善乡里，“尝捐金，修东方朔祠”，晚年被嘉靖皇帝御赐寿官。另载：他“喜治诗，尤工元人乐府”。康丕扬的父亲康诰也是当地饱学之士。康丕扬“生而颖敏，读书过目不忘”，谓之神童，深得长辈爱护。其读书甚为刻苦用功，常常与青灯为伴直至深夜。十六岁时进入县学。二十二岁时受督学佘公赏识，“拔公第一”。二十五岁时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但其后两次会试不中，迎来瓶颈期。在此之后的十五年里，康公闭门在家刻苦读书，“大肆力于文史”。四十一岁时他考中进士，由此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宦海生涯。
　　二、恪尽职守，清廉勤政的治世能吏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康丕扬被任命为宝坻县知县。上任知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袁黄（号了凡，所著《了凡四训》被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他在任内为储备救灾粮，从江南引种推广水稻种植。康公到任继续将此大力推广，并鼓励劝勉农民认真搞好农业生产。同时他还“清垦田，裁冗役”。短短一年时间就使得当地“官私仓廪皆实”，得到“邑治”，“百姓称善”。
　　一年后调任密云县知县。当时的密云是军事战略重地，“军民错居”，逃民甚多，非常难治理。康公上任伊始，“随事立应”当即展开工作：一、清查逃税之地；招民屯田；登记造册；租粮给返乡复业农民等。不久收到成效“民悉归业”。二、平反冤狱。当地盗贼猖獗，康公一面加强治安管理，一面复审时案件，一旦发现冤情，弄清事实真相后，立刻“破械释之”。三、究弊清欠。当地“盐法不清”，朝廷盐款被拖欠七年，康公“究其弊源”，采取果断措施，使其“顿完”。四、修筑城池。当时的密云分新旧两城，且相互隔绝，这样不利于城防守备。康丕扬将两城“联而为一”。在职五年间，赢得当地军民口碑，上级多次推荐高位，却均被康公婉言谢绝。其后在赴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期间，他心忧社稷，位卑不忘忧国，根据密云一带战略地位与地形，写出《千秋镜源》（六十卷）一书，为山海关一带的治乱和战备，提出诸多建树，以供后世参阅。
　　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朝廷表彰康公修城之功，升其为陕西道监察御史。明初，于都察院下置监察御史，各布政使司分别设置道，分为十三道，主掌纠察百官。西安东城有僧侣蛊惑民众一案。康公严明法度，惩治恶僧，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康公恪尽职守，在任上还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巡关及马政、屯田等，勤于政事。他做事风格鲜明，大事奏报，小事立断，杀伐果断，颇有政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康公巡视十库（明代官府手工业贮藏物料的十个仓库）和礼部。恰逢京城发生“伪楚王案”和第二次“妖书案”，万历朝两件关系事关“国本”的政治要案。康公对此均能依据事实，秉公上疏直言。尤其是第二次“妖书案”，康公复审涉案书生皦生光，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劝导，“光由是认罪”。诸位同僚佩服不已，“皆拱手曰：康君可谓一言定国事矣。 ”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任山西巡按兼河东盐政。面对堆积如山案件，康公均亲自审理，日理万机，通宵达旦，从不假他人之手。正值霍州发生民变事件。千钧一发之时，康公迅速“驰往”，采取措施干预，张榜通令全城：“事内者，亲诣投首轻法；事外者，归闭户即良民；其复行纷扰、往来窥探者，即乱民，无贳（shì,赦免）。 ”政令一出，“须臾聚者解散”，如此“霍州大定”。康公随机处事、戡乱维稳能力可见一斑。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调任辽阳巡按兼学政。辽阳地处关外，是对阵后金的作战前沿。当地官员不重教化，民风彪悍，好勇斗狠成性。康公针对此情注重“厘正文风”。他修缮书院，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极大教化当地百姓，使得“士风归正”。不久康公署理两淮盐课。至明英宗以后，各地盐务部门腐败不堪，盐场官员贪腐成风。两淮地区尤甚，“近闻两淮、长芦、两浙运盐使司及各场盐课司官吏不遵成宪，肆志贪黩，纵容灶户私煎私货，及客商支给，掯勒百端。中间有名为巡捕而自兴贩者，有假托权贵而自烧煎者，有诈冒客引而沿途鬻卖者，甚至聚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凶恶者。 ”为此明廷成立“巡盐部院”多次派出官员赴各地监管、整顿盐务。康公针对盐务乱象，不遗余力的展开督理盐业生产、巡捕私盐、监察两淮运司官吏、查盘清理，“详查奸商”等工作，旋即收到“弊绝”的成效。与此同时带领百姓开挖新河。上级彭端吾巡视后赞叹其“成劳难泯”，上疏言“善政既多，贤声益懋”请给与表彰。朝廷念其有“浚河功”，特将此河命名为“康济河”。百姓商贾皆称赞康公：“自负经济才，慷慨任事。 ”
　　三、敦化故里，恩泽乡邻的首善士绅
　　康公身为朝廷高官，公务繁忙，但时刻不忘家乡父老，惦念故里教育敦化之事。
　　1.撰文《陵县儒学重修宫庙碑》。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时任陵县知县李必达重修文庙和学宫，致信康公请为之作文以立碑纪念。康公欣然应允并撰《陵县儒学重修宫庙碑》一文。该文的价值在于：一是披露了陵县自隋唐以来由盛而衰的原因，即明成祖“都燕，转漕由御河入三辅咽喉，要地西移六十里，属广川。当事者……视陵若缓，旧城日渐平芜，而学制日益圮”，说明“陵德互易”中陵县由隋唐宋元时期的鲁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降为一般县区，经济文化受到很大影响；二是记述了重修文庙和学宫的过程；三是保留下了重修学宫时陵县县学的生员以及推荐的贡生情况。该碑立于文庙之前，对敦化当地百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为名宦翟栋立传。翟栋，字礧砢，号柱宸，关中朝邑（今陕西大荔县）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任陵县知县。其人做事“雷厉风行，宽猛并济”，在任内“礼士养民，以廉洁自矢”，深受本地百姓爱戴，将其入祀当地名宦祠。康公不吝笔墨为之立传，彰其功，表其行。
　　3.为东方朔正名。东方朔是西汉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语言大师。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他一生著述甚丰，然而存世的却很少，后人多发展其怪异无稽之说，将其说成“神算”“神仙”“某某祖师爷”，为其披上了一层迷信外衣，完全歪曲了这位贤达的本来面目。康公秉承祖父“迹传而文亦宜传”的遗训，选东方先生真品精华，发愤编成《东方先生文集》，集东方朔行事与作品于一体，并为之作序，从而既为先贤正名又丰富了陵县古城的文化内涵，同时为保存文化遗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乐善好施于乡邻。
　　康公侄子康溥曾撰文称赞其父：“为人刚直坦荡无城府……独好施”。身体力行扶危济困，教化民风，如遇到乡邻“新故之贫者”，随即便“寒解衣，饥推食，病则予药，死则予槥（小棺材）”，如此慷慨不吝钱财致使康公常常“囊不能名一钱”，同时也为其赢得了乡邻口碑。
　　四、孝亲睦族，诗书传家的家族耆英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春，时年58岁的康丕扬致仕归里。当时世人对此表示不解，“公位不竞其用云”,为之惋惜。康公却不置一词，安之若素，“杜门不问户外”。康公“生平无他嗜，独嗜书”。他为搜求珍本、善本四处奔走，多方求助，不遗余力，而且还精心考证，缜密校勘，务求实确，著述立说。据德州著名文史专家张明福先生考证，康公生前共著有《北台疏草》2卷、《按辽疏草》6卷、《按晋疏草》6卷、《三关图说》《按淮疏草》2卷、《癸卯两事志略》5卷、《省身录》1卷、《蓄德录》1卷、《千秋镜源》60卷、《六朝兵》27卷、《广古传信方》5卷、《集闽方》4卷、《宫传方》3卷、《东坡先生外集》86卷、《韩魏公集》30卷、《白氏长庆集》4卷、《评》4卷、《公移尺牍四六诗文》84卷、《栖凤馆遗文》1卷、《东方先生文集》。这些作品是康丕扬以一己之力所为，其中不乏珍秘之作，展示出其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文学修为。但非常可惜的是大多遭兵燹无存，仅《三关图说》《东坡先生外集》《东方先生文集》三书存世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他还广采典籍，积极整理地方文化册籍，对地方文化事业有突出贡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康公谨循祖训，以诗书传家，“课子教义”。张明福先生考证康公先后育有7子，孙辈有24人。他们皆为文士，多有科举功名，担任朝廷不同的官职。从这一点上讲，从康丕扬这一代起，康氏家族逐渐成为郡望。据史料载，康氏家族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陵县志-艺文志》中收录的康氏家族文士9人所著书目26种（相关文章有详细记载，在此就不再赘述）。没有哪一家族能与之相媲美，堪称陵城区明清时期第一文学世家大族。
　　康公十分重视孝悌和慎独。因父早逝，其兄弟四人皆由祖父抚养教育长大，这造就了他事亲至孝和“笃于孝友”的性格。康公胞弟康丕显任职四川青神知县，卒于任，留有遗孀。康公毅然承担抚养幼孤之责，将其子康溥视为己出。康溥成年后以国子监生授官临清训导，感念抚养亲情，特为康公撰文立传，彰旌伯父的孝亲睦族美德，使之流芳于世。康公自卸任归籍后便不问政事，在书房“白香山”内修养身心，“性喜淡素，陋室宴然，食必精，无兼簋”，其一生刚正直谅，凛然正气，慎独其身，恪守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崇文守礼，称得上是传统文化教养中的典范。崇祯五年（1632年）秋康公于家中“怡然而终”，走完了其81年的光辉人生，可谓寿终正寝。
　　“里有先贤，里之光也！ ”陵城区能有康公如此能吏、硕儒实为我区荣光！我真心希望当代年轻人能更多地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去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乡贤”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出来的人，是本乡本土因德行而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榜样和表率，他们影响和激励着民众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追求。孟子曾说过，“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当今时代要不止有“乡贤”，更要有“国贤”“天下之贤”。我们都热切盼望有更多的“贤达”人物涌现出来，从而引领社会，造福社会，维持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