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贤圣/文
　　在陵城区政府驻地东北35公里处，碧波荡漾的马颊河畔，有一个近千人的回族聚居村，这就是糜镇大河崖村。 20世纪70年代，这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位人物，别看他中等个头、百十来斤，没有什么派头，可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的所作所为，使全村老百姓获得了实惠，为全村赢得了诸多荣誉，令上级领导和当地干部群众刮目相看；他曾于1983年至1993年连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就是模范党员干部杨久祯。
　　2020年10月20日上午，我和陵城区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石坚、科员李冲及陵城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张修凯、糜镇党委委员王海萍，来到大河崖村，深入采访、学习杨久祯的先进事迹。
　　在紧邻东西大街北侧的村党群服务中心，我们与村委会主任（主持全村工作）杨力强，村党支部原组织委员、计生管理员李连珍，村委会原主任林安全，原村会计、村党支部原书记杨富全，杨久祯遗孀张清芝，围桌而坐，畅谈往事，追忆先模。提及老书记（丈夫），他们言谈话语中都有崇敬、不舍在其中。
　　20世纪60年代初，杨久祯担任张习桥管理区七八个村的信贷员。当时他20来岁，风华正茂，热情高涨。虽然经济不太发达、业务不多，但他跑跑颠颠挺勤快，常替村干部和社员们顺便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久祯啊，给我把这封信捎过去邮出去。 ”“放心吧，准办好！ ”在杨久祯那里没有不行的事，所以他人缘挺好，可以说人见人爱。
　　1971年3月，杨久祯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书记。他担任党支部书记不久，就和林安全、李连珍、杨富全组成了一套铁打的班子。当时大河崖全村有张、马、杨、林、李、白、于、范共8个姓氏，700多口人，分6个小队，各有自己的小队长和会计，但无论哪个队、哪个户，无论姓甚名谁、人口多少，他都一碗水端平，绝不厚此薄彼，事事都要讲个理。因此，干部群众都对他口服心服。
　　当时，定期开干部群众大会、统一思想认识、安排布置工作是杨久祯的一大法宝，也形成了大河崖村的一大传统。这类会每年至少召开4次，由各小队长组织自己的“队伍”在指定位置坐好。会议开始后，主角杨久祯上场讲话。他虽然块头不大，但嗓门不小——上级精神、农技推广、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别看没有讲稿，但条理清晰、滔滔不绝，连续一个多小时不带喝水的。台上讲得带劲，台下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大会后，各小队再分头讨论、各抒己见、达成共识。因此，上级布置的任何工作，在大河崖村没有干不过去的。
　　1975年，对大河崖村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要宅基地的户与日俱增，原址已无法满足需求，且街道、胡同较窄不直的问题在原址也很难解决。连续几天，杨久祯夜不能寐、凝眉吸烟、寻找对策。迁村！几天后，他与大队干部商讨，又召集各小队干部共同商讨，终于达成共识——将村址南迁500米，每处宅基长、宽各20米，同时规划三纵四横7条主要街道，形成规整的“棋盘式”村庄格局。
　　要迁出祖辈居住了几百年的地方，让村民的传统思想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杨久祯采取了大会动员和有针对性做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对个别确实有困难的户家，经公示后，采取适当补助钱款或砖瓦、木料的特殊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全村终于形成了一个声音——“迁村”！
　　新房地址是中央还是边角？是前街还是后头？杨久祯经过和大小队干部及村民代表商讨，决定采取民间传统的“抓阄”方式。这一关又顺利通过了。
　　全程监督，落实政策……不到3年，一座座统一标准，在当时非常时髦的砖基座、石灰墙、玻璃门窗的起脊挂瓦房拔地而起。男女老少乔迁新居，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帮忙搬家，欢声笑语飘荡在新村内外。路经此地的人们无不露出惊奇的目光，连声称赞：“哎呀，大河崖可了不得了！ ”
　　杨久祯率先垂范，带出了一支好班子。大河崖村大小干部和村民一样，挽起裤腿下地干活，靠挣工分吃饭，没有一个人搞特殊的。他对子女要求也特别严格，凡事规规矩矩，坚决不让乡亲们在背后戳脊梁骨。
　　1978年，杨久祯开始在村里实行统一耕地、浇水、良种、服务、技术“五统一”服务，粮棉产量大幅提高。
　　首先是改善基础条件，对农田实行改造，利用冬闲时机，全村男女劳力齐上阵，大兴水利建设，开挖了大大小小52条沟渠，20亩一方，排灌路林四结合，形成旱能浇、涝能排、交通运输便利的新格局。
　　大队统一购买了6台28马力拖拉机，用来统一耕地；后来又买了柴油机用于浇水。为此，杨久祯常常饿着肚子跑县里、去公社，想尽千方百计购买柴油，以免这些新鲜玩意“断粮”“罢工”。
　　杨久祯非常推崇科学种田，把农业技术员当神仙，常把他们请到村里推广新技术；每当听说有新品种，他总是抢先挂上号。
　　天道酬勤。 1979年，大河崖村棉花获得大丰收，亩产达到了600斤。同时，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1979年，美国、荷兰、瑞典、英国等13个国家的代表，组团前来参观棉花生产；
　　1982年4月下旬，省委副书记秦和珍视察该村棉花生产；
　　1982年8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前来视察；
　　1982年，大河崖村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棉花生产先进单位；
　　1982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座涧弘一前来考察……
　　1983年6月6日至21日，杨久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亲身体验了当家作主的荣耀感；5年后的1988年，他又荣幸地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大河崖村的集体条件好，村民对村集体的依赖性很强。因此，该村直至1983年秋收后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有些村民想不通，杨久祯还是采用传统的大会统一认识、个别人工作单独做的方式，讲清大形势和利害关系，并承诺“分地”后仍延续“五统一”服务。
　　在经过几天的“心理适应期”后，大河崖村采取逐块丈量“砸木头橛子”为记号的方式分田到户；且一次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原各小队人均土地面积不均（多者人均2.3亩，少者不足1.8亩），这次按全村人均亩数统一分配。次日一早，杨久祯一到大队院子，便发现地上有几个带着泥土的木头橛子——不用问，这准是极个别心里有疙瘩的村民所为。他一面让各小队长查看“自己辖区”是否少了木头橛子，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一面在大喇叭上再次讲清有关政策，同时强调“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没有木头橛子的地方自己找“印（痕迹）”认地。
　　杨久祯果然没有食言，依旧延续“五统一”服务，耕地、浇地等根据自己毛遂自荐和村民表决、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由技术娴熟、责任心强的村民承包，按亩收费，年终集中收缴。此举大大减轻了村民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令好多“单干”的村羡慕不已。大河崖村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时近中午，我们来到位于村党群服务中心以西不远处的杨久祯“故居”，这里基本上还是当年刚刚迁村时的样子，虽然与邻居翻盖后高大的房屋相比显得有些“寒酸”，但却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院内，一株老枣树珍藏着岁月的沧桑，十几只两世同堂的山羊悠闲地吃着草料。两间小西屋是当年杨久祯的办公室，妻子张清芝刻意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一张八仙桌靠墙放置，两侧各有一把圈椅；墙角是自制得非常简易的书架，其上放满了图书；墙上挂满了当年杨久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巨幅合影……睹物思人，敬仰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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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久祯（1941.11—2006.03），男，回族，初中文化，陵城区糜镇大河崖村人。曾任信用社信贷员、民兵连长。 197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书记。1975年，他统一全村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克服困难，利用3年时间，实现了全村整体搬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1978年，开始实行统一耕地、浇水、良种、服务、技术“五统一”服务，粮食产量大幅提高。1983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仍延续“五统一”服务，大大减轻了村民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工作会议。曾被授予全县模范共产党员、普法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