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文
　　开春。老伴儿在院子一角，种上了几蓬苜蓿。稍长，便掐下嫩尖，放入黄豆、绿豆，熬一锅粥。这久违而熟悉的味道，翻开了我尘封心底那些发黄的册页……
　　1968年，俺村在刚刚竣工的马颊河大堤上，种上了二百多亩苜蓿。放眼望去，蓊郁葱茏，清香四溢。从此，俺与苜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人们终日为温饱而发愁。三月，青黄不接，是最难熬的日子，大多数人家已经缺粮断炊。于是，人们想到了那带有清香味道的苜蓿，便捋来充饥糊口。苜蓿，成了人们暂时维系生存的救命稻草。
　　为防苜蓿遭到破坏，当时的革委会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召开村民大会，宣布：任何人不能私自撷取苜蓿，一经发现，轻则扣罚工分，重则大会批斗，游街示众。并派民兵守在桥头，路口。地里派专人昼夜看守。那些偷猎苜蓿，借苜蓿裹腹的人，纷纷遁形，退避三舍。
　　我家和大多数人家一样，队里分的那点粮食，熬过一个冬春，早折腾的差不多了。于是，也借助于苜蓿赖以生存。
　　那年，我大约十二三岁的光景，放学后，和两三个小伙伴儿一起，背筐出发。我们人小，不扎眼，趁夜色朦胧之际，避开桥上把守的民兵，趟水过河，躲过看守人的视线，割来苜蓿，或熬粥，或烀苜蓿饼子，或蒸苜蓿菜。一家人又能苟延残喘熬上几日。
　　苜蓿，养活了我一家。我的小背筐，成了我们家当时的小“粮仓”。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那天，我们弯腰割的正欢，忽听一声暴喝：“小秃崽子们，都给我站住！ ”
　　远处，看守老头正手持大棍快步赶来。“快跑！ ”我一声吆喝，三人抓起筐和镰，仓惶逃窜，我们前边跑，老头后面追，堪堪赶上，伸手去抓我们的筐。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老头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趁此机会，我们一溜烟儿跑的无影无踪。真是好悬！等缓过气儿来才发现，我的一只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
　　多年后才知道，当初老人乃有意为之，注定我们有惊无险，白白害我丢了一只鞋。
　　1972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贸易也敞开了大门。
　　1973年4月、6月间，日商两次对俺村的苜蓿实地参观、考察，并签定了出口合同。仅此一项，为俺村年创收入达15000余元。
　　二茬苜蓿，除生产队留足牲口饲料外，其余分给社员，加工成苜蓿粉，养猪、鸡、鸭、鹅等。我们的日子慢慢富裕起来，苜蓿再也不当茶饭。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几年间，队里陆续添置了新胶轮大车，一匹马，一头骡，195型柴油机两台，24马力柴油机一台，打深机井两眼。过去，因穷而讨不到老婆的大龄光棍儿，也一个个喜结良缘。这些都是苜蓿给带来的巨大变化。
　　今天，又闻苜蓿香，那久违而熟悉的味道，使我仿佛又回了那个凄风苦雨的年代，唤起我多少往事的遐思。苜蓿，已深深镌刻在我心中。任沧海桑田，那纯净、本真、相依为命的馨香，是我挥不去、抹不掉的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