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山
　　大雪封山，爷爷去世后第二天我才从电报中得到消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执意立刻回山东老家。指导员不停地安慰我：国军，沉住气，你是入伍两年多的老战士了，目前部队处在战备状态，这个时刻，你怎么能回老家呢？
　　道理我明白。西部邻省形势紧张，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大搞游行活动。我们部队驻守在两省交界的太行深处，上级要求原地待命，随时准备驰援。但爷爷是我唯一的亲人，这个打击太大了。
　　父亲去世早，母亲把只有六岁的我丢给了五十多岁的爷爷后，离开了家，再无音信。从此我和爷爷相依为命。爷爷手巧，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用高粱糜子绑笤帚。赶集时，独轮车一侧放上绑好的笤帚，一侧放上我。集市上的瓜果梨桃，每次都有我的份。除此之外，爷爷还时不时地为我制作一些简单的儿童玩具。有了爷爷的童年时光，让我感觉不到失去父母的孤单。
　　一天，生产队长来家里和爷爷吵了一架。我听不懂大人们为啥吵，只记得吵声里的“割尾巴”仨字。从此，爷爷赶集卖笤帚就只能偷偷摸摸了，直到完全停下来。自那以后，感觉家里的生活大不如从前。有一年儿童节，学校表演节目，要求穿上白下蓝的衣服。上一年演出时我是借了二小的衣服，今年不同了，二小自己也要演出。可我多么盼着能上台啊，尽管那是十多人的合唱。回到家里，爷爷看我不高兴，撂下饭碗出了门，一个小时后回来时，从怀里拿出几件旧衣服让我试，不是裤肥就是袖短。“算了吧爷爷，我不参加了。 ”“明年六一，爷爷一定让军儿穿上。 ”
　　说完这句话，我和爷爷都沉默了。记得那个夜里，爷爷手里的旱烟一明一暗着了整宿。
　　冬天农闲，爷爷在离村子两公里外的窑厂找了份码砖坯的活计。周末，好奇心驱使着我去窑厂看爷爷干活。记得那天好冷，两只耳朵有要冻掉的感觉。走到半路时开始后悔这次冒失的举动。但还是坚持着走完了这段路程。远远望去，空旷的场地上只有爷爷自己在那里不停地把腰直起又弯下。爷爷看到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找个背风处，把我拽进怀里，用十指缠着胶布的大手一会儿攥攥我冻僵的小手，一会儿捂捂我冻红的小脸，又是责备又是心疼。爷爷指着地上躺着的好大一片砖坯告诉我，等码完这些就能为我逢制一身上白下蓝的新衣服了。爷爷说到这儿，满是沟壑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我望着爷爷手背干裂处溢出的道道血丝，哽咽着对爷爷说：“我不要衣服，咱们回家吧。 ”“净说傻话，干完这些，再想干都没了。你没看窑厂放假了，这点活是厂长照顾咱才留下的。”说完，爷爷趿拉着那双已露出脚后跟的鞋子重新走进寒风中……
　　十五岁那年，我辍学了。割草、积肥，有时在生产队打些零工挣点工分。还从爷爷那里学会了简单的针线活，虽不精细，但也能保证身上衣服的完整性。
　　两年后的那个冬天，村子里来了两名穿军装的征兵人员，我有些心动，当兵是我从小的梦想。当时生产队的土地刚刚分开，我走后爷爷怎么办？在我不抱任何幻想时，有一天那俩穿军装的人突然来到家中。原来爷爷看出我的心思后，悄悄为我报上了名。
　　来部队后，不识字的爷爷都是拿着我寄的信求四邻读给他听。据二小说，爷爷生活简单，除了地里农活就是盼信。有时一封信要多次找人不厌其烦地读给他，那种幸福满足的表情往往让读信的人不忍心停下来。二小在来信时偷偷告诉我，爷爷半年来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自天凉起，有些气短……
　　一天里，我神情恍惚，爷爷的身影总在眼前晃动。指导员说：国军，你把心放下，相信组织会为你处理好爷爷后事的。我理解指导员的苦心，但远隔千里，我这个唯一的亲人不在身边，丧事如何处理？于是，我有了逃离部队的打算。虽然不知大雪过后山里通不通公交车，既使通，估计汽车火车一折腾，也赶不上爷爷发丧。但大脑里已被爷爷的影子完全占据，至于说部队纪律已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在寻找着机会。下午没有见到指导员的身影，听说指导员在县城工作的妻子最近几天要分娩，有人看到他搭了驻地单位上的那辆130去了城里。
　　三年前去山东老家接兵时，其中一人就是现在的指导员。司号员出身的指导员把我选派到集训队学会了吹军号。记得学成回来，指导员在听我吹了一遍后提醒我，说：号声就是千军万马、就是命令！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它和人说话一样，吹出来的声音是要饱含情感的。要把军号吹出情感、吹出气势，不是件简单的事。接下来指导员给我示范了几个动作，虽然号声只有哆、咪、嗦三种音调。但从指导员嘴中吹出来后就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高亢、激越、气势磅礴。
　　屋外传来唰唰脚步声，来到门口停住了。我认为是夜间流动哨，没去理会，继续在床上来回翻着身子，规划着我的逃离路线。“梆、梆”两声敲门声过后，传来指导员低低的声音：“国军，还没睡啊？ ”
　　我先是愣了一下，指导员不是去县城了吗？“哦，这就睡。 ”我在慌乱中应答着。
　　逃离部队的行为从情感上最不愿面对的就是指导员，没想到他又突然返了回来。战士们都说指导员看着威严，其实最怕老婆。孩子眼看要出生，守在身边才顺理成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我想赶在天亮之前抄小路下山。起得早，看不清山路，晚了又容易被人发现。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到达通往市里的公路。如果没有公交，可以拦下一辆过路车。想到这，我在黑暗中瞥了眼挂在床头上的那身警服。
　　天稍放亮，我就在浑浑噩噩中离开了床。出门之前环顾了一下屋子四周，墙上的那把军号让我迟疑了片刻。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轻轻摸了一把。自从两年前跟了我，就没有离开过一天，现在要暂别几日，甚至……我不愿多想下去，毅然离开了屋子。
　　天没有完全放亮，但山路上的沟沟坎坎已看得很清楚。四十分钟后，当我看到山脚下蜿蜒的公路时，心里却忐忑起来。指导员深情的目光、战友关爱的面容、警营里的一草一木开始在我脑海里泛滥。我下肢有些瘫软，下山的脚步迈不下去了……“嘀嘀嘀哒哒—嘀嘀嘀哒哒—嘀嘀嘀——”这时，我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集合号声，声音在山谷中回荡。我回望走过的路，感觉离警营很远，但声音却很近，并且我还听出了这是指导员吹出的号声。
　　我明白了，指导员在向我召唤！可是爷爷……
　　我冲着东南方，大声高喊了一声：爷—爷——！然后瘫倒在雪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半小时后我回到警营时，朝阳中的战士们列队静静地等在那里。看到我的到来，队伍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搜寻着指导员的身影，没有找到。战友们告诉我，指导员爬山时，把腿摔伤了，正在卫生室包扎。
　　原来，指导员发现我情绪不对，为防止意外，夜里几次来到门前。早起发现我不在后就猜测到了。于是和通信员一起，爬上了白雪皑皑的山顶……
　　我冲进卫生室，俯下身子望着指导员受伤的那条腿，心疼地说：“指导员，我错了。 ”指导员抚着我的头微笑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说给我听，又像是自言自语。接下来他告诉我，爷爷的后事，他安排老家民政局的同志负责办理了。指导员还答应说，等部队战备解除后，再让我回家看看。
　　过后不久我就听说，指导员那天去县城是为爷爷发丧的事到邮局打长途电话去了。长途很难打，排队、接转就用了俩小时。为此，指导员没顾上回家探望一下。也就在那天深夜，指导员妻子感觉身体不适，就独自去了医院，结果在路上不慎摔了一跤，孩子不但没保住，从此还失去了生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