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
　　北洋民国时期，维持大一统的基本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崩坏。从孙中山和袁世凯起，中央就对地方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力。对全民思想的控制也松动了，年轻人怀疑和摒弃一切传统，“四书五经”皆成腐朽之物，连孔夫子都被打倒在地了，除了宗族意识之外的民间知识及信仰体系日渐疏松。社会精英则全部流散到了体制之外，自科举被废除后，再没有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和推举制度，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春秋之后再一次集体出现，成为统治系统外的活跃力量。
　　在经济方面，民间企业家空前活跃，并控制了重要的产业领域。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金融业的民营化。
　　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的自由化程度是关键性指标。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与副总统冯国璋关系密切的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在他的全力支持下，中国银行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总裁、副总裁从选举产生的董事中选拔，同时扩大招募商股，经过三次扩募，到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昔日的中央银行竟然就此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受中行模式影响，交通银行也由官办变民营。
　　中国银行的股东们还把总部迁到了上海，当时的经济界有一个共识，即希望学习美国，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南北分立，以免互扰。上海的12个银行家还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些银行家大多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此时年龄不到40岁，而且全数受过现代金融教育，多数毕业于欧美或日本的名校。在他们的斡旋下，各地公会联合组成了全国银行总会，它成为一个可以与北京中央政府公开博弈、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的银行家集团。
　　除了金融业，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当时中国的工业经济中，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大产业。 1910年之后的十年间，日本商人一度控制了这两大产业的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荣宗敬等人相继组建了由中国商人参股的面粉交易所和纱布交易所，所有会员齐聚一堂，宣誓与日商决裂，由此夺回了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权。 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为中国第一家正规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在空前自由的市场环境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当时全球商业界都堪称一流的企业家。
　　在中央集权羸弱、以及民营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企业家阶层积极参与到地方自治中。民国初年，各地的咨议局以及商人总会拥有财力和武装力量，声势强大。 1924年，直系、皖系军阀交战，上海的行政体系全数瘫痪，时任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发动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平定混乱局面，他大胆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要求建立上海非军事区，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一时成为上海最高行政首脑。在以后的三年里，总商会成了上海的实际管理机构。
　　另外就是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此举以南通张謇为最杰出的实践者，从1903年开始，张謇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张謇在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话剧剧场和图书馆，南通成为当时全国最出名的新兴城市之一，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
　　从1894年张謇下海从商到1924年虞洽卿“会办”上海，这30年是中国商人阶层的光荣时期，他们逐渐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并在民间拥有强大且正面的影响力。两千年以来，商人阶层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此前从未达到过如此的高度，之后也望尘莫及。
　　然而，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约60多万，到1924年前后人数已经超过500万。面对工人阶级的崛起，商人集团表现得无所适从，双方矛盾很快以血腥的方式呈现。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惨案”，共产党人领导的总工会与虞洽卿领导的总商会成为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前者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缔租界等激进目标为号召，后者则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缩小事态，平息风波”，被基层民众视为“走狗”和“商贼”。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国市民社会内部出现了分裂，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突然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1927年春天，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总商会与新的军事强人蒋介石达成政治合约:商人向蒋提供足够的资金，后者则以武力镇压“暴乱”的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组织。 3月26日，蒋介石军队进入上海，4月12日就发生了武力镇压上海总工会的“四·一二”事件，逾5000人被枪杀或失踪，这是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60多年中最大规模的政治屠杀。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自晚清以来，从洋务派、维新派到立宪派和自由主义学者，几乎整整两代人试图以渐进变革的方式把中国带入富强的轨道，甚至到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尽管贿选、武力倾轧丑闻不断，但始终没有越出议会制度的体系底线。但是，这一原则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被中国最优秀的商人精英所抛弃。法国汉学家白吉尔评论道：“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 ” （转自7月23日《大众日报》）
历史上的经济变革（九）